【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政治公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价值追求，这一价值取向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始终。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公正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多年来学术界研究的聚焦点是社会的结果公正，尤其是消费资料的分配公正，而对政治公正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马克思的公正思想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公正的思考，但他没有单纯地就事论事，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公正。资本主义的政治公正与此前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具有虚假性、局限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公正，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实现普遍人的、实质的公正。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同时，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也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政治公正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公正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公正，这对于指导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当前我国政治发展中存在一些不足，不仅关涉政治公正，也对社会公正造成了一定影响。马克思的政治公正思想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基本设想和基本思路，但没有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方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等政治公正范畴进行了论述，这些范畴的深层次理论意蕴和马克思的政治公正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政治公正，构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公正。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政治公正的历史意义，认为提出政治公正是一大进步。在政治生活的层面，任何公民，不论拥有多少财产，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不论文化程度如何，都有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这使得民主、自由和平等具有普遍性，因而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29－30。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公正具有局限性、虚假性，不能实现普遍人的公平正义。资产阶级的政治公正，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进而成为统治阶级［2］。在世俗生活中，国家根本没有废除也不可能废除私有财产、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等层次差异，相反，只有以这些层次差异为前提，资本主义政治国家才能存在［1］30。只有在市民社会层面消除利益对立，实现社会公正，才能获得普遍人的、实质的公正。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治公正的最终指向和价值目标是社会公正。为实现社会层面的普遍人的、实质的公正，马克思构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公正。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公正的实现途径，共产主义是超越政治公正的社会形态，“真正的共同体”是政治公正的空间场域。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公正的实现途径。“政治公正的首要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制度能否有效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是政治公正的核心。”［3］研究政治公正，实际上也是研究国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一个国家的制度是正义的，它就应该体现出自由和平等的价值。”［4］西方近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解放劳动人民和全人类的高度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具有阶级性，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制度和规范，主要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没有普适性，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权利，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政治公正具有阶级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公正，也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公正。但是，真正的政治公正是普遍人的公正。为实现真正的政治公正，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暴力或和平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不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需要一个革命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5］。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组织性、纪律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需要加以保护，是劳动阶级的典型代表。“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6］其他阶级的解放也要依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要进行生产关系变革，运用国家政权掌握生产资料，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超越政治公正、超越国家的社会形态。国家的最主要职能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核心，国家的产生与社会管理职能的独立化紧密相关。“政治结构的核心是国家政权，而国家是从人群共同体分化出来的政治共同体。从历史进程来看，国家的出现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又同社会管理职能的独立化紧密相连。”［7］社会分工产生以前，社会管理职能非常简单，不是也没有必要作为一项单独的活动。劳动的社会分工出现以后，随着生产和交换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保障，社会活动就难以正常有序地开展，于是部分脑力劳动者从体力劳动者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一种权威的管理机构即国家。这说明，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但是，政治国家并不是完美的存在，而是有许多缺陷的。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和阶级一样是一种历史范畴，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国家产生以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自己的特殊利益，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依然要行使政治统治职能，人们依然要追求政治公正。但是，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随着国家、阶级的消亡，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不复存在，人类社会也进入了超越政治公正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国家发展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代表的时候，其自身就成为多余的存在了［8］668。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逐渐消失，最终回归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8］668。
马克思认为，实现政治公正需要一定的空间场域，即某种形式的人类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消灭由于社会分工等原因带来的不平等，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语koinonia，具有集体、共同体、联合等意义。”［9］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契约共同体”“伦理共同体”等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共同体思想。他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将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自然共同体”阶段，“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虚幻共同体”阶段，以及未来“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阶段［10］。“自然共同体”又称“原始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与前资本主义阶段相适应。由于生产力低下，“自然共同体”主要代表集体利益，忽略个体的特殊利益，在这个阶段政治公正无从谈起。“原始共同体”不是人类理想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着重批判了虚假的、冒牌的共同体，认为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人类不能实现政治公正。以前的各种共同体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冒充的共同体”，只有统治阶级在这些共同体中才是自由的，他们自由的原因只是由于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11］199。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只是虚假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与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这种人类共同体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虚幻的共同体，也是新的桎梏。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政治公正。“真正的共同体”之前的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公正。“真正的共同体”是符合人的类本质的共同体形式，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使人获得政治公正。“真正的共同体”是没有阶级属性的，是劳动人民的联合体。劳动人民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共同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那以后，原有的国家政权也将不复存在，因为国家政权是市民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产物和表现［11］275。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人通过相互合作而获得自己的自由［1］571。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会制约其他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2］。
当前，人民群众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不断提高，不仅对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物质方面的不公平现象反应日益强烈，而且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正义、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公正水平不提高，就不能有效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就不能如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前我国政治发展中，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亟待完善、个别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现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需建立等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这不仅不利于促进政治公正，还会对社会公正产生不良的影响，亟需中国化的马克思政治公正思想作出回应。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都比较薄弱，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还比较短暂，民主政治建设仍有待加强。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第一，党的领导有待进一步加强，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历史事件为借口，否定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通过鼓吹“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否定党的执政地位。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建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得到较大提高。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有待完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全民普选为借口，否定我国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否定中国人民获得越来越多的生存权、发展权，否定中国在人民民主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这显然是罔顾事实的、不科学的。当前，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第三，法治建设水平有待提升，民主政治缺乏坚实的法治保障。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极个别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案例为借口，否定中国是法治国家、民主国家。当然，我国的法治建设工作还存在部分薄弱环节，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个别领导仍喜欢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工作；在司法和行政执法方面，个别公职人员存在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等现象。
虽然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理想信念教育，但是目前个别党员干部存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的问题，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原因，也有国内原因。从国际方面来讲：在新科技革命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仍在发展，并没有出现明显衰败的迹象；西方民主模式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形成一定的挑战；一些西方国家始终坚持对华敌视态度，企图通过意识形态途径和平演变中国。从国内方面来看：经济成分和利益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多样化；苏东剧变对部分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形成较大的冲击；“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等思潮在民间抬头，影响着社会舆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缺乏足够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任重道远，不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就难以满足现阶段思想教育的需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科学预测、一个粗略设想，没有具体的实践方案。那么，看不见的理想如何指导实践呢？这就需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且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阶段理想、阶段目标来凝聚共识，鼓舞士气，使全国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
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秩序不仅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且日益成为中国促进政治公正的外部障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旧秩序是国际冲突、世界动荡的重要原因。中国越发展，与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就越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深入推进，利益冲突频发，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尚未完全形成。经济全球化时代，商品、资金、技术、劳务等在不同国家间快速流动，全球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但是，当今世界利益冲突事件频发，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世界政治秩序亟待形成。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于世界而生存和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安全、资源、环境等方面面临着很多共同问题，需要形成一个解决全球问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例如，生态环境恶化、国际恐怖主义、世界粮食危机、跨国犯罪、毒品泛滥、贸易冲突等问题影响全球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置身事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抛弃着眼于一国利益、不顾全球整体利益的狭隘治理思维，以人类命运为最高价值标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全球治理理念，共商发展大计，共建和谐世界，共享文明成果，致力于建立一个可以解决全球问题的现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的政治公正思想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原因主要有两个：从客观上讲，中国的现实条件还达不到马克思政治公正思想的要求；从主观上讲，为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基本设想和基本思路，但我们对马克思政治公正思想的有效实践方式仍在探索中。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不是教条和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是供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采用的方法［13］。这些当今时代存在的政治公正课题，亟需中国化的马克思政治公正思想作出回应，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政治公正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主要体现在既坚持了马克思政治公正思想的基本原则，又依据现实条件创造地性提出了具体实践方式。习近平强调，公平正义的现实指向是社会不公正问题，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还存在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必须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所回应，有所改变［14］95。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15］77直面时代问题，回应社会公正发展的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理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性，也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政治公正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为实现政治公正，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源自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现实践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方面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围绕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4］139这就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大支柱有机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创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模式，使社会主义的现实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的现实民主更加广泛，使全体人民都能享有民主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把民主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享受民主的主体更加广泛。在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下，只有工人阶级等劳动阶级是民主的主体，是民主的享有者，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则是专政的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强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扩大了民主的主体范围，除少数敌对分子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中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主要存在两个基本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民营高新企业的创业者和技工人员、外资企业的技工人员、个体工商户、私企老板、各类中介行业的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等，都属于新的社会阶层［1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17］。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的现实民主更加真实，更加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意愿。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党和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对近百年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把握，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18］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靠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了更好地担负历史使命，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以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民主权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应当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果。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论改什么，最终如何改，都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制度落实等环节，要始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的现实民主更加管用，民主的途径更加畅通、保障更加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强调“三位一体”，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途径和根本保障。历史实践证明，想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仅凭良好的意愿是不行的，民主必须以制度化、法治化的手段作为保障。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确保人民能够机会均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法治放在党和国家工作的总布局中进行考虑、进行谋划，为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为促进人民民主，要加快法治事业的发展，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开创法治事业和人民民主的新局面。
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形象表达和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理想是阶段目标与最终目标、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的关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具体阐释了中国梦的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源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当今中国的具体体现。
第一，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同质性。一方面，中国梦与共产主义都是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回应。为帮助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剥削、获得自身解放，马克思系统批判了资本主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构建了理想的共产主义制度，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回应了人类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凝练概括，回应了现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没有淡化共产主义理想，而且是非常务实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另一方面，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都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落脚点是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终极目标。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固定分工和异化劳动的扬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劳动才能变成自主活动，每一个人才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同样，中国梦的最终落脚点也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中国梦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民不富裕，国家就不能称之为富强；人民不发展，民族就不能实现复兴。奋力实现中国梦，就是要让人民更加富裕、更有尊严，就是要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中国梦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当代阐释。中国梦不仅继承了共产主义理想所追求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的理论构想，而且把这个理论构想具体化、时代化，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思想指南，推进中国梦在现实中实践，丰富、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梦的有机统一。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理想相比有具体的实践方略，强调“五位一体”，落实“四个全面”，坚定“四个自信”。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29这样就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中国梦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简要总结就是“一个战略目标、三大战略举措”。“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21］解决中国的事情关键要靠党，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归纳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丰富完整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目标；另一方面，只有坚定“四个自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马克思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不公正现象，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起源于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当今世界的新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倡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不同文明互相尊重、平等互利、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强调发展好、实现好全球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为了全球人民、依靠全球人民、让全球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价值理念，是促进世界治理体系变革、改善国际政治格局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多个领域的价值规范，其中居首位的是政治维度［22］。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创新发展，体现在时代内涵上的包容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略。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创新发展，体现在时代内涵上的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是有区别的，前者实质上是一种过渡型的共同体，而后者是人类共同体中的最高层次。“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社会属性简单明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特定的社会属性，主张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相互尊重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共享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们之间也可能存在利益差异，但其利益是同质的。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形态不同，需要调节的利益关系是纷繁复杂的［23］。正是由于利益分歧较大，才显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包容性发展难能可贵。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间应树立相互尊重的理念，既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要尊重各自的社会制度，还要尊重各国人民争取幸福生活的实践与探索。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创新发展，体现在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略。马克思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没有对遥远的理想社会作详细描述。马克思只是预测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的一般特征，而对于具体如何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未提出详细的实践方略。由于“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最高级形式，离当时的现实生活比较遥远，加之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复杂性，决定了马克思不可能制定详细的实施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时代的发展深度契合的，形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略。首先，推动形成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积极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中国努力维护国际政治公平正义，推动各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规范，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其次，“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发展之路，也是沿线国家与全球的发展之路；“一带一路”是沿线贸易的复兴之路，也是沿线文明的复兴之路。亚投行是中国倡议发起的谋求多边利益的金融机构，主要目的是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中国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从国家和地区间的公共发展出发，基础设施建设最能体现各国的利益，是寻求利益共识的最佳选择。最后，构建“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格局。即“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协商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4］。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契合了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且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联结起来、融为一体，是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实践运用和现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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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Marx’s thoughts of political 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