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世界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当今的世界仍然不平静，虽然国际局势总体上保持稳定，但局部地区战争频发、各国之间的小摩擦不断。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在新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回答了“中国追求建设什么样的世界”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积极倡导、努力践行［1］。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与升华的过程，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3］。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许多重要场合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阐释，让更多的世界人民认识和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从整体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业数据库统计，2017年，国际主流媒体发表相关英文报道和评论400余篇。”［4］然而，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了国际上的极大关注，但质疑的声音同时存在。因而，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十分必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同现状不容乐观。首先，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使美国觉得其全球霸权受到一定威胁［5］。其次，西方国家不时热炒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可跨越。如美国采取多种方式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没有看到该理念既能维护守成大国的既有基本利益，又能顾及崛起大国的将来基本利益，实质上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最后，日本意欲保持在亚太地区的旧有影响力，也参与到抵制该理念的队伍中［6］。在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中国所倡导的“义利观”“合作共赢”等价值取向，与西方传统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生根发芽，那么这一中国方案不仅将彻底推翻代表西方国家根本利益的传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且会威胁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统治，触动他们维持百年的利益“奶酪”。
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话语优势，在国际社会中大肆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宣称“一带一路”倡议是21世纪的“殖民主义”，妄图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消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
一方面，我国一些毗邻国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霸权性”。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通过殖民掠夺积累原始资本，走的都是“国强必霸”“国强必争”的老路，而“国强必霸”的崛起模式更是在亚洲不断上演。也正因如此，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印度为代表的部分邻国在传统“国强必霸”思维定式的影响下，对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提出质疑［7］。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质疑中国经济的稳定性。2008年，全球范围内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动荡不安、丧失了一定活力，呈现低速增长态势。面对世界金融危机，面对中国经济波动，加之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叫嚣“中国崩溃论”，使得部分国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质疑，担心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增长、“一带一路”倡议能否稳步推进，甚至开始猜忌自身对中国经济是否过度依赖，并最终担心自身的机遇与利益。
一方面，有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合作共赢理念存在着超现实性与低实效性，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应奉行“丛林法则”，将双赢预设为合作结果，难以实现利益最大化［8］。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式的正确义利观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讲究正义、道义的中国式的正确义利观不可能在未来5至10年内实现［9］。此外，有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难以规避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的风险。因此，这些人认为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原则难以令人信服［10］。
可以说，不论是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抹黑，还是个别发展中国家的猜忌，抑或国外学者的质疑，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由于相关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没有进行理性认识。因此，中国必须加强对外传播能力，使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从而不断增强其国际认同度。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话语地位与自身的经济实力出现严重偏差，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11］我国国际话语权存在话语主体不够多元、话语平台不够强大、话语正反馈作用发挥不够等不足，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效果。
（1）话语主体不够多元
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我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声大多来自官方，而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并没有起到在国际上发声的作用。”［1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绝大多数以主席外交、主场外交、党刊党报等官方话语主体为主，话语施行者比较单一。对于各种国际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国内组织、民间团体等话语主体，目前尚未做到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些不同领域的国际组织，尤其是国内外的民间团体及个人具有贴合实际、贴合普通民众的巨大优势，更易被世界人民所接受，往往能达到意料之外的话语效果。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仅凭借单一的话语主体不能充分在国际社会中表达本国的理念和维护本国的利益，有可能使本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逐渐丧失原有的话语权优势。
（2）话语平台不够强大
话语平台是话语主体连接话语对象的纽带，也是话语主体表达话语内容的载体。我国主流的话语平台在国内令人信服，极具影响力，但在国际上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流话语平台相比尚不够强大。一方面，与美国相比，我国网络信息传播比较被动。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看，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互联网技术最主要的发源地。全球范围内共有13台根服务器，美国一个国家就掌握了主根服务器和9个辅根服务器，奠定了其互联网主导地位。美国享有互联网管理权、规则制定权及信息发布权等，牢牢把握着互联网话语权，而我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仍有待提升。另一方面，西方近代以来搭建了一整套强大而稳固的话语平台，并在此基础上牢牢掌控着国际社会信息传播的主导权。据统计，“西方四大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的新闻发稿量占据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垄断”［13］。可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是通过话语平台上的绝对优势，逐步掌控了世界的新闻舆论，把持了世界传媒市场，形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信息霸权”。
与此相比，我国在国际话语平台方面相对薄弱，存在一些发展短板。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历经几十年建设与发展，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话语传播能力，并成为中国声音的主要传播平台，但与西方主流媒体相比仍存在差距。例如，“美国CNN在全球拥有42个分社400多名记者，其国际电台有32个驻外分社60名记者；英国BBC有40个驻外记者站250多名记者；而中国中央电视台只有19个驻外记者站约60名记者。”［14］可以说，海外传播平台建设是我国话语平台上的短板。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激烈的今天，这一短板制约着中国声音的传播，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3）话语正反馈作用发挥不够
话语反馈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和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顾名思义，话语正反馈是指这种结果对话语的输出产生积极作用，反之则是话语负反馈。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5W传播模式，清楚地指出了传播过程及其构成要素（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但是该模式忽视了反馈因素。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德弗勒创立了德弗勒互动过程模式，明确补充了反馈要素、环节和渠道，突出双向性，注意到信息传播是由接受者和反馈信息构成的一个不断循环、发展、深化的连续而又完整的过程。因此，积极倾听、收集受众的话语反馈，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内容及传播方式的再评价和再提升，是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充分发挥话语正反馈作用的关键。当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过程中反馈尚未受到足够重视，而话语正反馈作用也发挥不够。
（1）语言符号差异导致信息传递差异
在言语交际中，说写者传递的信息和听读者接收的信息不对等，对话语信息核心产生偏离就是话语信息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过程中有着较大的话语信息差。首先，语言转换发生信息差。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把代替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称为能指，把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称为所指。例如，“苹果”这个语言符号是“能指”，具体事物“苹果”是所指。在中国“苹果”这个具体事物用符号“苹果”表示，而英语用符号“Apple”表示。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由于语言符号不同，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极有可能发生信息损耗或增加，造成话语转换信息差。其次，语言传递过程中发生信息差。一方面，信息传递主体将信息传递给接收者的过程中，首先会在传递前进行编码，将要传达的信息（意思）转换成语言，而编码过程中会造成一定的信息差异，如信息增加、减少甚至错误。另一方面，信息接受者在接受信息后进行解码时会受到本国文化的影响，使传播人发出的信息与受传人接受的信息出现不等值现象，导致信息差进一步增加。
（2）文化语境差异造成文化理解差异
高低语境文化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其认为中国属于高语境传播社会，西方多属于低语境传播社会。高语境文化决定了我国的思维、言语习惯模式。高语境文化国家都具有厚重的文化历史，社会成员在交流过程中往往早已掌握了一定的历史文化，构建出特有的语境，彼此之间的交际主要依赖于语境，逐渐形成思考与语言含蓄内敛、点到为止、引而不发的习惯。因此，在人际交往上，我国习惯性地借助共有的“语境”进行交流，在思考问题与表达感情、传递信息方面，喜好用间接、含蓄、隐晦的思维与言语方式，较为内向，不擅长自我表现。低语境文化的社会成员在交往中不依赖交际语境，借助直接的、清晰的符号编码将信息明白直接地表达出来。因此，西方国家喜好用坦率直白的方式进行沟通，较为外向，热衷于自我表现。因此，高语境的中国文化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比较难以理解、把握的。因其直接外向，低语境文化国家比高语境文化国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可能占有更大优势，因此我国高语境文化造成的含蓄思维、言语模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必须考虑的因素。
加强国际话语权要搭建国际话语平台。“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15］为此，必须重视国际话语平台的搭建。一方面，要增加驻外记者站数量，做到基本涵盖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关注国内外实时动态；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驻外记者的综合素质，为他们配备先进的器材设备，建立一支过硬的记者队伍，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网等国内主流话语平台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平台，使我国在经济层面上的领先优势转化为话语平台上的绝对优势，逐步掌握世界舆论主导权。
加强国际话语权要丰富话语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前主要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发表演讲进行对外传播，这还远远不够。我们不仅要在国际上通过外交、制定国际议题等途径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应充分利用国内外民间组织，强调“公众外交”，坚持“多元外交”。必须改变主要依靠主权国家这一话语主体的现状，通过不断拓展传播媒介充分利用各类新兴话语主体，充分利用互联网、出版物、国际会议、国内外民间组织乃至有影响的社会人士等的传播优势，不断丰富话语主体。
降低文化折扣要紧扣共同诉求。世界各国在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也有一定相似共通之处。这是各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和彼此获得认同的基础，灵活运用这种相似共通之处是对外传播的关键。例如，尽管美国所谓的“自由”“平等”是少数人的“自由”“平等”，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但在世界各国范围内仍有部分民众大谈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这是为什么？首先，美国的“自由”“平等”具有虚伪性与欺骗性。各国民众没有看穿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其次，撇开美国上述价值观，“自由”“平等”本是美好的东西，是世界人民长期以来的共同诉求，是人类千百年来刻在骨子里的愿望。最后，美国的蒙蔽加上各国民众的美好愿望，最终使其提倡的“自由”“平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的认同。即使各国人民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巨大的历史差异，但追求“自由”“平等”的共同诉求与愿望使他们超越文化差异，感同身受、发生共鸣，并逐渐产生认同。从美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经验来看，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有效传播必须注重世界人民的共同生活经验，抓住彼此的契合点，消解文化陌生感，降低文化折扣。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也必须紧扣世界人民的共同生活经验——“合作共赢”“互利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提升传播效果。
降低文化折扣要提高国际化叙事能力。提高国际化叙事能力是我国走向世界必须迈出的一步。一是要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加强编码工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得到更好的传播与认同，首先要跨越语言障碍。对此，应引进海外各国语言学人才，结合当地语言习惯将我国文化转换成能为当地理解消化、引发共鸣的东西。二是从外国人的视角切入，讲好中国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介绍、传播可以从海外视角切入，这方面已有类似的成功经验。例如，《圆明园》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完成，主要是从外国传教士郎世宁的视角介绍圆明园的历史，在海外获得了极大成功。这充分说明从外国人的视角切入往往更容易为他们所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的发展方案，目的是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可与支持，是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的。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中，不能简单地进行直线型传播，还需要重视信息传播后受众的话语反馈，形成螺旋式上升型传播模式，发挥话语反馈的积极作用｛16｝。
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借鉴。日本十分注意对外传播后受众的话语反馈，其传播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仅体现为传播内容的螺旋式上升，也体现为传播方法的螺旋式上升，更表现为传播历程的螺旋式上升。首先，将文化主动向海外传播，同时注重收集受众的话语反馈和评价，根据受众反应对传播内容进行删改完善，以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口味。其次，对传播方式的效果进行评估，据此对传播方式进行改进革新，力图找到效果最佳的传播方式。最后，通过革新的传播方式对完善后的传播内容予以再度传播，构成一个循环。究其本质，日本的文化传播是一个“传播→反馈→审视→提升→再传播”的历程，构成一个不断循环、发展、深化的连续而又完整的过程，充分发挥了话语正反馈的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也应形成螺旋式上升的传播模式，积极收集该理念初次对外传播后受众的话语反馈信息，对各国人民高度评价、满意认同的传播内容与方式进行再评价与再创造，对好感度不高的传播内容与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及时调整，然后再次传播，最终形成螺旋式上升型传播模式，从而有效发挥话语正反馈作用，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感染力，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同。
［1］胡鞍钢，李萍.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方案［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7－14.
［2］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1）.
［3］屈婷.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93－197.
［4］王丹，孙敬鑫.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J］.当代世界，2018（6）：8－11.
［5］Kim W S.The rise of China and power transition scenarios in East Asia［J］.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2015（3）：313－329.
［6］Reiterer M.Does the EU matter in the“Asian”Century［J］.Kobe Law Journal，2016（4）：151－172.
［7］陈鑫.“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出路［J］.宁夏社会科学，2018（5）：70－75.
［8］Feng Z.China as a global force［J］.Asia＆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2016（3）：120－128.
［9］Nien C，Chang L.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J］.Asian Security，2016（12）：82－91.
［10］Linda J.Reflections from China on Xi Jinping’s“Asia for Asians”［J］.Asian Politics＆Policy，2016（8）：219－223.
［11］秦龙，肖唤元.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多维考量［J］.学术论坛，2018（2）：63－69.
［12］周继业.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J］.人民论坛，2018（18）：10－13.
［13］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3）：110－113.
［14］刘芳.如何加强我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J］.传媒，2011（10）：70－72.
［15］刘云山.回顾与展望［J］.求是，2009（1）：14－18.
［16］吕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话语体系建设［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81－284.
Defici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oncept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