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1］。生态脆弱区大多处于农牧、农林、林牧等复合交错地带，主要包括北方农牧、东北林草、西北荒漠绿洲等八大类型。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交界过渡区域，生态脆弱区具有系统抗干扰能力极为脆弱、环境异质性高、时空波动性强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我国的生态脆弱区是生态问题突出、环境治理难度较大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面临着环境保护与产业振兴的双重压力。长期以来，受外来人口持续移入的影响，北方生态脆弱区农牧系统冲突严重，加之“靠天吃饭”的传统农牧业发展方式过度消耗了生态资源，导致生态系统自我调适功能式微，陷入“生计破坏生态，生态影响生计”的不良循环。
为破解这一困境，学者们就生态与发展的相融之道展开了讨论。费孝通在全面把握内蒙古一些地区生态失衡成因及社会影响的基础上，从恢复植被、防风固沙，建设水、草、林、机配套的基本草场，退农还牧与农牧结合，以及智力扩散和科技传播等角度，探讨了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方式［2］496－515。刘敏等从生态现代化视角，讨论了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方式，提出应重视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和产业生态转型［3］。包智明等从流动性视角重新审视了牧区城镇化与草原新生态问题，提出要把牧民流动性与牧区城镇化结合起来，形成真正意义上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双赢的制度安排，化解北方地区生态保护与牧区发展的内在冲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4］。陈润羊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提出，西部地区应以“环境保护优先，产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等为主”的方式，协同推进乡村发展［5］。
即便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切入，但最后都回归到一个“点”上，并尝试回答如何在均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推进生态脆弱区乡村振兴这一论题。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由于经验案例的独特性，无法将某个案例研究的成功经验简单复制到另一个案例中。事实上，研究者不仅不能直接简单套用，而且要根据案例地区的资源分布情况、经济活动类型以及生态问题特点［6］等，探寻推进生态脆弱区乡村振兴的特色化路径或模式。本文以典型的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科尔沁沙地为例，在历时性分析因农牧系统冲突引发生态问题的基础上，重点讨论重建农业系统循环的乡村绿色发展新路径。
科尔沁最早是指游牧民族部落，如今已演变为地域名称，一般被定义为以科尔沁沙地为主体的地区［7］，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和辽宁西北部，总面积5万余km2，包括17个旗（县）。相较于我国其他三大沙地而言，科尔沁沙地生态条件相对优越，但因为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其生态脆弱性特点也极为突出；加之长期农业开发带来的农牧系统冲突，使其陷入了生态恶化与产业发展受限的双重困境。当前，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与支持之下，科尔沁地区已经踏上了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探索之路。科尔沁地区既是历史上农牧矛盾较为突出之地，又是新时代农牧结合探索之地，其发展模式经历了巨大转型，具有典型意义。笔者自2015年至今在科尔沁地区开展实地调查，采用文献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等广泛收集资料，开展相关研究。
历史上的科尔沁地区为水草丰美、森林茂盛、河川众多之地。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牧民过着顺应自然的游牧生活，长期维持着生态与生计和谐共生的状态。清代以来，受人口和垦荒政策影响，大量农耕人口持续移入，农耕制度随之形成。经过长时间的大规模开发，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科尔沁地区已经演变为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原生植被破坏严重，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产业发展受限，陷入了生态与生计相互制约的不良循环。
牧民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口数量和资源利用方式两个方面。在地域广袤、人口较少的内蒙古草原地区，资源利用方式直接影响着草原生态环境，而传统牧民探索出的游牧生计模式是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由于游牧生计依托草原生态环境而生，以“水”“草”资源为重，实践中牧民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适应性问题。为了实现利用中保护的目标，牧民根据水草资源、地形条件等分布情况划分出不同季节牧场，通过“逐水草而居”的方式过着有序迁徙、定期流动、高度分散的游牧生活。在游牧传统中，牧民对生态环境保持着整体性把握和调和的原则，构建人、草、畜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持了生态平衡［8］，实现了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从本质上看，游牧是人为适应自然而又能合理利用自然的一种生计模式，既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又促进了牧业经济发展，使生态与生计之间长期保持着和谐共生状态。
清代以来，农耕人口陆续移入科尔沁地区。但清代中期以前蒙地封禁和人口政策十分严格，只有少数移民进入，农业虽有所发展但规模较小，从耕地面积、农业人口数量和耕种技术来看，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地位较低［9］。清朝末期，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推出全面放垦蒙地政策，引发了一场较大的迁往科尔沁地区的移民潮。但即便如此，其短时间内影响有限，加之地域辽阔，人类生产力水平不高、控制自然力量有限，清代的科尔沁地区植被依然十分茂盛，沙丘比较固定，保持着水草丰美的自然景象［10］。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科尔沁沙地大部分地区还保持着生态平衡。费孝通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调查印证了这一情况：草长一米多高，类似草原至少一部分还保持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优良状态，牧民在清晨出行时，露水湿透两腿及腰部［2］494。笔者走访科尔沁沙地十余个旗县也了解到类似信息，虽然当时科尔沁沙地已经出现了部分土地沙化问题，但林草植被依然茂盛，野生动物种类及数量较多。
在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人口的大规模移入对生态环境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负担。自清末开始至1981年止，有计划地向内蒙古移民的人口政策一直持续，内蒙古东部和南部地区特别是科尔沁地区属于重要迁入地。据统计，1996年科尔沁地区总人口达到348.02万人，人口密度高达38.8人／km2［11］，严重超过了生态脆弱区人口密度7～20人／km2的限定值。人口大规模移入后进行大面积开荒，逐渐形成定居农业，突出表现为以“窝棚”“窝堡”等命名的移民聚落数量不断增加。不同于大范围流动的传统游牧生计模式，农耕追求定居、稳定，可以在一个村落范围内实现自给自足。但问题是，在资源有限、人口不断增加的村落空间内，民众只能增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甚至出现了滥垦、滥牧、滥采的“三滥”现象。
人口增多后，直接面临着粮食问题，导致“滥垦”行为加剧。但由于该地区“十年九旱”，且受风蚀的持续影响，开荒耕种的土地地力很快就会耗尽，慢慢演变成寸草不生的流动沙丘，农民只能重新开辟耕地。据统计，1949年以后科尔沁地区民众仅开荒耕种后弃耕，每年就有1 300多hm2土地沙漠化［12］52。村民开荒种地的同时，“滥牧”情况也很严重。相关研究显示，科尔沁沙地（以通辽地区为例）每只羊占有的可利用草场面积应为0.7～1.5 hm2，1949年这一数据为1.9 hm2，而1991年已不足0.3 hm2［13］。不难看出，草场放牧率远远超过了合理载畜量。超载放牧严重破坏了植被盖度，牲畜过度啃食和踩踏影响到植被正常生长和发育，加速了草场退化和沙化过程。如果说粮食需求只解决了“吃”的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便是燃料需求，“滥采”行为随之频发。科尔沁地区民众薪柴的来源之一为干草、灌木、半灌木等，而这些薪柴的获得意味着植被的破坏。调查显示，某县每年至少有4万～5万人搂草，年总需求量400万～500万kg，严重破坏草场资源；某乡共有1 340户，年薪柴需求量相当于破坏了9 266.7 hm2灌木林［12］55。
随着人口的增多，长期存在的“三滥”行为导致大量植被破坏，截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尔沁地区土地沙漠化问题已十分严重：土地沙漠化面积占沙区总面积42%，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露沙地和其他类型占沙漠化土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1%、11.6%、65.6%、14.7%、0.1%［14］；土地沙漠化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22%［15］发展到21世纪初的42%，土地沙漠化问题处于高度风险水平［16］；沙尘暴［17］、旱灾与涝灾［18］、生物多样性锐减问题突出。
科尔沁地区生态恶化表面上看是移民人口增加所致，实则是农牧系统冲突的结果，充分展现出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情况［19］。游牧和农耕是两种不同生计模式，依靠的生态系统也不同。传统游牧生计模式高度依赖水、草等资源，极易受到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为确保游牧生计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规避潜在风险，牧民摸索出游牧模式，以有序迁徙、频繁流动、高度分散的灵活性特征，顺应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遵循草原生态系统的规律，在大范围内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持着系统性的动态平衡，实现了人-草（资源）-畜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伴共生，形成了游牧社会特有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共识。这也是传统游牧时期生计模式与生态环境可以共存共生的根本。农耕以“土”为本，耕种是农民最普遍、最常见的生计模式。与大范围的迁徙游牧不同，农耕追求定居、稳定和聚居，可以在小范围内实现自给自足。理想情况下，当游牧和农耕互不干扰时，两者之间并无关联和本质冲突，均可以在各自的系统内部形成生态循环。然而一旦两者发生关联，特别是当大量农耕人口短时间内移入牧区后，随着汉族移民区的陆续形成和农耕制度的引入，农耕开始挤占游牧，慢慢占据主导地位，打破了原有游牧社会的生态平衡，引发农牧系统间的严重冲突［20］。在资源有限、人口又不断增多的村落甚至更小的空间范围内，为了满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过度开发行为愈演愈烈，致使生态问题愈发突出，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使地区陷入生态与生计相互制约的不良循环之中。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科尔沁地区无论如何也无法更不能倒退回传统游牧时期，而是要在现有条件之下探寻一条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新出路，真正“迈向绿色社会”［21］。按常规理解，引发科尔沁地区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牧系统冲突，理想的破解路径似乎很简单：调和农牧系统矛盾，实现农牧系统之间互不干扰。但现实却是农牧系统冲突已久且呈不断升级之势，引发了“生态恶化—农牧业发展受限—开发强度增大—生态恶化加剧”这一结构异常复杂的生态与生计相互制约的社会难题，已经无法通过农牧系统的简单分离来予以调和。不难看出，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高度互相依赖，无法通过单纯的治理环境或发展产业解决生态与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个难题，需要根据地区实际，探索出一条兼顾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双重目标的创新路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尔沁地区生态问题异常突出，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已经恶化到影响民众生产生活、继续生存以及未来发展的程度。如果不主动加以干预，积极治理地区生态环境，民众将不得不搬迁异地。面对如此严重的生态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加大了对“三北”地区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推动地方政府统筹规划，在政府主导同时为基层社会留足自主动员空间［22］的背景下，区域内一些村庄精英带领民众植树造林，共同对抗正在恶化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威胁到他们生存的生态问题。
为呈现微观层面具体情况，本文以河甸村①依据学术规范，村名已经过技术处理。为例进行研究。该村是科尔沁地区通过植树造林保护环境比较成功的一个典型村庄。村庄共有305户、836人，总面积66150亩，其中耕地13300亩、草地与湿地14 850亩、林地38 000亩②据河甸村村会计提供的2018年统计数据。。村民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生，其中种植业以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为主；养殖业以牛、羊为主，目前主要采取新型农牧相结合的舍饲养殖模式。历史上，河甸村所在的地区水草丰茂、生态环境优越。清末以来，受蒙地放垦政策的影响，大量人口持续移入，在滥垦、滥牧、滥采“三滥”行为之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①自然因素主要体现为降水减少而且变率大。内蒙古通辽市若干旗（县）年降水量曲线显示，该地区1950—1982年降雨趋势以每年8‰～23‰的速率减少。参见吴正主编《中国沙漠及其治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39页。需要强调的是，人为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生态环境和资源被过度消耗，生态系统自我调适功能式微。随着土地荒漠化等生态问题日渐突出，村庄农牧副业发展受阻，陷入了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重困境。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科尔沁地区局部生态环境恶化到严重影响民众生存和生活时，土地沙化严重，村庄面临“留下”或“搬走”的抉择。河甸村村干部通过对土壤质量、地下水资源丰富程度、动植物种类数量以及本地树种成活优势等地情条件的综合判断，认为当地生态条件基本达标，植树造林具有较大成功可能，决定带领村民植树造林，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有效带领村民植树造林，村干部制定了动员村民承包荒山的具体方案：荒山每亩每年承包费用为2元，承包期限为50年，村民在荒山上栽种的树木归其本人所有。为发动村民加入，村干部借助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说服亲朋好友。村民在理性权衡植树造林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判定成本不高，潜在收益可观）决定加入，组成了以12户家庭为主的造林小组。随着树木陆续成活，村民信心倍增。2001年以后，在退耕还林、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之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意识到植树造林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陆续加入其中。
面对科尔沁地区风沙肆虐和干旱少雨的生态条件，造林小组结合地区生产生活实际，依托“地方性知识”摸索出了一套乡土造林技术［23］，如：选择粗壮的杨树苗，在移栽过程中注重根部带够湿土；注重整地与挖坑，尤其强调挖深坑并确保见到湿土后再栽树；精细化栽种浇水；利用旧秸秆和树枝等杂物固定树苗四周流沙，从而减轻风沙影响、减少水分蒸发，等等。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截至目前，河甸村累计植树造林38 000亩，森林覆盖率高达57%（1996年不足5%）。由于大面积树林的防护作用，草原和湿地系统逐渐恢复，村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土质营养元素日渐丰富，野生动植物种类增多。更为重要的是，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农牧副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改善生态环境的直接目的是保护民众赖以生存的家园，夯实生态基础。但衡量民众能否体面地生存、高质量生活的关键指标和重要保障是经济发展。由上文可知，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的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地区环境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更要探寻特色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但需要高度关注的是，生态脆弱区的农村产业发展不能单纯关注产出和效益，也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准，逐步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24］的有机融合。因此，探索以发展助推环保［25］的环境友好型生计模式至关重要。随着环境治理的持续深入，科尔沁地区依托国家与地方产业转型与发展相关政策，积极探索实践舍饲养殖产业，调和了农牧系统长期以来存在的矛盾，实现了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目标。
河甸村在发展舍饲养殖产业领域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2005年以来，随着饲养牲畜数量的增多以及散放散养模式的负面生态影响，村内草场退化严重，饲料短缺问题突出，养殖业遭遇发展困境。为破解草料短缺危机，当地人探索出新型农牧相结合的“高产饲料＋舍饲养殖”产业发展模式，从根本上避免了牧业发展破坏草场的问题。新型农牧相结合的舍饲养殖模式主要原理是村民利用技术手段发展高效农业，种植业的集中产出为牲畜提供大量粗、精饲料，而牛、羊等牲畜粪尿混合物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形成“牲畜吃粗精饲料—牲畜粪尿混合物肥地”的良性循环，实现农牧系统内物质与能量的充分有效转化。
舍饲养殖模式最初为养殖大户探索实践，一般农户学习模仿。2015年以来，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在地方政府、地方精英的组织带领下，养殖大户在产业定位、资金筹措、技术传授、市场开拓等环节对贫困户给予重点帮扶［26］，帮助贫困户发展养殖产业。截至2018年，村庄发展舍饲养殖产业农户119户、比例达39%，牛、羊数量分别为1 500余头和2 000余只。目前，村民在大面积耕地上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除了少量食用，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将小面积耕地产出的青贮玉米和籽粒玉米作为牲畜的粗、精饲料。此外，村民通过广泛使用大型农机具、灌溉技术、青贮处理技术、有机肥和种植高产种子等农业技术集成［27］，仅使用约1／3的耕地总面积（约4 000亩）①调查中了解到，2亩土地（1亩青贮玉米和1亩籽粒玉米）产出的饲料可以喂养1头牛，村内1 500头牛需要配3 000亩土地。同理，2 000只羊需要配2 000亩土地。由于兼喂豆类作物秸秆、干草、豆粕等粗精饲料，所以村内喂养牲畜用青贮玉米和籽粒玉米的实际种植面积约4 000亩。，就解决了全部牲畜的粗、精饲料需求问题，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保护了环境，实现了增产增收②2018年，河甸村种植业和养殖业总收入约1 469万元，其中，种植业约744万元、养殖业约725万元；农业人均纯收入约17 572元。。
科尔沁地区通过植树造林修复了生态环境，通过发展舍饲养殖产业实现了绿色发展，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之间的有效衔接，重新建立起林业、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良性循环，三者相互依存和促进。首先，从外围生态系统来看，河甸村近4万亩林草植被调节了温度、湿度、风速，改善了区域小气候，修复了生态环境，建立了生态屏障；其次，依托优越生态环境，重点探索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充分结合的舍饲养殖，形成了种植业为养殖业提供粗、精饲料，养殖业为种植业提供肥料的有机循环；最后，舍饲养殖产业的发展不仅保护了环境，还提高了村民整体收入，使村民明确意识到生态或环境的外部性可以为农牧业发展系统带来经济收益，这又促使他们有意识地保护林草植被。需要强调的是，重建农业循环不是回归传统，简单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的关系，而是将林业囊括在内综合考量，扩展了传统农业循环的范围。由此可见，唯有从根本上破解农牧系统冲突，重建大农业循环，以生态循环农业助推绿色发展［28］，才有利于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实现保护与发展之间具有协同性、一致性和同步性的绿色发展目标。
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是我国土地荒漠化、草场沙化退化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最集中和最明显的地区，而脆弱的生态环境又直接影响农牧业发展，致使地区陷入“生态-生计”相互制约的不良循环，面临环境保护与产业振兴的双重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境，科尔沁地区通过挖掘地方生态优势，探索出一条“植树造林＋舍饲养殖”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道，重建大农业循环，实现了林业、种植业、养殖业的良性互促，从根本上调和了农牧系统冲突，实现了“增绿”与“增收”双赢的目标。基于案例的经验启示，同时结合北方地区现实情况，笔者认为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乡村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强基固本”。
生态问题是制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更是重要问题。针对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恢复植被进而修复生态系统十分必要。总体上，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之下，经过长期的持续性治理，此类地区的植被和生态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在后续治理和巩固实践中，地方政府要严格落实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积极组织并带领地方民众治理生态环境。实践层面具体应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相关政策。目前，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全面落实了禁垦、禁牧和禁砍政策，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个别民众“偷垦”“偷放”“偷采”等行为，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因此，要严格规范各主体行为，巩固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二是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持续推进生态治理实践。1978年以来，中央人民政府陆续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等大型治理工程。在政策的引领之下，类似科尔沁地区的诸多地方精英带领民众开展了植树造林实践，一些企业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发展沙棘等生态林产业，在增产增收的同时改善了生态环境。不论是政府主导、地方探索还是以企业为主的植树种草实践，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地区环境保护。因此，要积极鼓励不同主体参与合作，持续推进生态治理实践，为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绿色发展夯实基础。
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的环境与发展紧密相关，只有妥善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才可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从现实看，仅仅依靠植树种草治理生态环境，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地区生态与发展紧密交织、互相制约这个难题。在环境治理持续推进过程中，更要结合地方实际灵活有效地发掘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做到合理开发、创新发展，打造特色乡村产业链［29］，提高产业生态化水平［30］，提升区域内民众整体收入，真正做到环境治理与生态产业发展之间的有效衔接与相融互促。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具有太阳能、风能等能源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在生态产业探索发展过程中，利用好外部优惠政策很重要，但更要有意识地发挥地区相关优势资源的组合作用，匹配好特色化产业，最大限度地探索保护与发展齐头并进的多样化发展路径。事实上，一些地区已经开展了实践探索，如舍饲养殖产业、林下经济产业、“农光互补”“林光互补”生态产业以及以“沙文化”为主的沙漠疗养和旅游产业等。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地域辽阔，还存在更大的绿色发展空间和多样化的绿色发展模式或路径，需要进一步探索与总结。
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的绿色发展是兼具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内涵的复杂经济社会命题，如何实现两者的关系协调与互利共赢，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重点与难点。本研究为生态脆弱区乡村绿色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但需要强调的是地区绿色发展实践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从而使绿色发展路径更富包容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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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path of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ecological vulnerable 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