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营商环境是一个关注范围比较广的营商环境，不仅要关注公众的福祉，而且要关注市场主体中弱势群体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因此，营商环境未来的发展趋势可理解为构建一个更为广泛的包容性营商环境，这对于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适合国情特点的营商环境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但从国外营商环境建设的进程看，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营商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方面还存在着很大不足，特别是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营商环境的构建不仅要关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而且要关注劳动者与普通公民的福祉；不仅要关注公众的福祉，而且要关注市场主体中弱势群体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1］。
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与服务，需要金融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2］。但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因不易获得金融资源而导致营商环境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较为突出，而发展普惠金融则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是金融助力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的关键。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不仅直接影响着招商引资的多寡、区域内经营的企业，同时，也会为金融业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带来新的机遇。因此，如何发挥普惠金融的支持效应，推动西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构建，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课题。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受到了较大冲击，企业复产复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运行，我国各个地区都相继出台了相应条例或办法，从多个领域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又称之为“金融包容”或“包容性金融”，最初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普惠金融通过采取有效的方式拓宽金融服务面，让一些弱势群体从正规渠道公平地获得所需的金融产品或服务［3］。自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以来，在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国内外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其中，国内学者主要研究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拓展研究了普惠金融与互联网+、城镇化率和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关系。如：2018年，于平等通过研究我国2004—2014年相关省份的面板数据，认为普惠金融在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4］；武丽娟等则在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农户调查后发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对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降低贫困发生率、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作用［5］。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体系逐步建立和健全，但是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差距的逐渐增大，金融资源向效率更高的发达地区配置，资金也从农村地区流向了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地区信贷投入较少，金融服务支持不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受限［6］，在我国西南沿边地区表现较为突出。因此，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其覆盖面广、贴近农村地区的优势，对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数据，对我国西南区域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对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包容性营商环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的一个主题，于2022年第一季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截至2022年4月12日，西南地区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24份，整体问卷质量优秀、样本分布结构科学，结果客观科学可预期。从问卷调查情况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从样本分布情况看，受访者女性占比为84.61%，年龄集中在20～45岁之间，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占比较大，所占比重达到了90%以上。从受访者工作单位类型看，事业单位、私营企业所占比重较大，占比分别为42.67%和30.60%，同时，党政机关单位人员也占有一定比例。从样本总体情况看，受访者性别比例相当、年龄分布全面、单位性质平均、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四项信息为样本分布结构合理的最佳体现。
从样本的重点特征情况看，政治面貌中中共党员占比较大，达到了52.15%。受访者获取信息渠道多元，但从主要的途径来看，通过互联网（手机上网）和微信途径获取信息的占比较大，分别为50.24%和40.25%；对目前的工作满意程度也较高，有95.28%的受访者参加了政府的相关社会保障项目，参与度较高。综上所述，受访者自然状况良好，保证了对营商环境调研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调查显示：对于2022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较上年同期和2021年四季度相比的预测，选择下降占比分别为47.44%和38.46%，占比在受访群体中较大。虽然有35.9%的群体认为，我国出口量较2021年一季度呈现上升趋势，但仍有34.62%的群体持反向意见，有38.46%的群体则认为出口量较上年末下降。而在对未来我国物价走势的预测和判断上，分别有60.26%和52.56%的群体认为，物价水平较上年同期与上年末呈现上升趋势。在对社会就业形势的预测上，分别有53.85%和48.72%的群体认为会变差。
近年来，西南地区各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如：2019年以来，云南省分别以企业用电、用水、用气报装、企业注册登记、政务服务、知识产权、政府采购、获得信贷、信用建设等领域为突破口，对标国际规则和最高标准，全省上下锐意创新、团结奋斗、埋头苦干，大力度大范围推进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取得明显成效［7］。从云南省总体调查情况看，调查对象对当地营商环境建设的满意度评价得分为5.8分（满分10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区域营商环境的建设和优化力度应进一步加大，与部分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在营商环境分项评价中，受访群体对税收优惠、法治建设的满意度较高，满意度得分明显高于政策优惠、市场秩序和政府服务。因此，相对而言，政府在下一步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时，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并提供政策优惠等方面。与此同时，公众对于当地营商环境建设的了解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营商环境建设的质量。云南省调查对象对当地营商环境了解程度得分为5.74分（满分10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有19.23%的调查对象对当地营商环境建设了解不够。
结合以上两项数据分析可知，云南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与公众满意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关政府部门应在营商环境建设的宣传、市场秩序的建设以及提供更多政策优惠方面加大工作推进力度，进一步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
近年来，随着电子政务与政府办公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政府机构办事工作的效率以及公众办理行政事务方便程度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以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为目标的营商环境建设也提高了公众对政府办事的满意度。如：云南省积极探索和构建政务服务网络模式，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开发了移动政务APP，推动了政务服务模式的创新。对西南地区的问卷调查显示：“去政府办事方便程度”指标的得分为6.42分，66.7%的调查对象认为，去政府办事“比较方便”和“非常方便”，而“在政府相关网站办理业务方便程度”这一项指标得分为6.12分，62.8%的调查对象认为通过政府相关网站办理业务“比较方便”和“非常方便”。结合以上两项指标数据分析可知，西南地区在推进政府公众服务方面能够积极探索和创新政务服务新模式，切实增强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但与全国相比，两项指标得分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较大改进和提升的空间。虽然政府相关部门的办事途径多样且效率逐步提高，但我国传统观念中的“熟人社会”思想在人们的行为逻辑中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在本次调研中，云南省有29.49%的调查对象认为“周围的人去执法机关办事需要找熟人”，30.77%的调查对象认为“周围的人去政府办事需要找熟人”。
从西南地区的情况看，调研对象认为，“市场化水平”、“清廉的政治生态”以及“国家政策”是公众认为影响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所占比重分别为35.90%、33.33%和21.79%。从全国的样本来看，这三个因素依然是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所占比重分别为22.30%、33.07%和23.84%。近几年来，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如：政府相关部门加大了“放管服”改革力度，采取简政放权、设立政务统一服务平台，简化行政审批事项等工作措施。从西南地区营商环境优化的情况看，大部分地市均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为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但从政策实施情况看，部分地区出台的政策实施意见还存在结合地方实际不够、过于死板、不易操作，企业仍感到部分政府部门行政审批繁琐等问题；相关行业仍然存在恶性竞争、产品质量低下、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严、行政审批权力过大、行政干预等弊端。
虽然公众将“国家政策”、“市场化水平”以及“清廉的政治生态”视为影响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但他们认为，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最需要提升的三方面是“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营造公平法制环境”以及“培养和引进人才”。党的十九大以来，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要求，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市场监管、商务、信用体系、企业开办、用水用电等领域［8］。因此，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更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时的具体做法。调查显示：调查对象认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营造公平法制环境是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中最需要做到的，所占比重分别为79.49%和60.26%；也有接近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时要注重培训和引进人才，这一占比为47.44%。同时，减税降费（41.03%）、创新监管方式（35.90%）、金融支持（33.33%）也是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时要做到的主要方面。从以上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新时代优化营商环境必须加快建设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应能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同时，在政策支持营商环境建设上，应充分发挥金融政策的作用，通过金融支持，引导信贷资源流向相关领域，满足市场主体的合理融资需求［9］。
近年来，西南地区各省市在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和优化方面均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大了政务服务的改革力度，有效提升了营商环境的质量和水平。如：近年来，云南省相继出台了《云南省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云南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省营商环境建设和优化的政策体系不断建立健全。
自2020年以来，云南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梳理工作，省政府相关部门抽调有关部门人员组成事项梳理组集中攻坚，按照“五级十二同”标准，通过省直部门梳理报送、校验审核、征求各州市和省直部门意见、专家咨询论证、合法性审核等程序，报请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暨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政府服务事项标准，适时出台了关于调整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及政务服务事项的相关规定。同时，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把梳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大力推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在此政策要求下，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决策部署，按要求、按时限圆满完成各自工作任务，实现了“权力大瘦身”。如：省政府办公厅发挥好牵头统筹作用，组织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流程，认真研究，对有争议的事项充分沟通协调，梳理成果，在多次多轮征求意见后进行了修改完善。依据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等进行全面甄别，按照列入、不列入两类进行梳理。同时，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政务服务事项要做到“该放则放、该管则管”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于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明确由省级实施的，根据机构改革省级部门“三定”规定，对涉及事项的实施部门进行了调整。通过梳理，全省总计有482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得到了相应调整：135项取消，265项进行了合并，78项得到了下放，1项由审批改为备案，3项实现了省级上收，确保了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10］。
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与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于2018年8月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全省“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率先开发了省级政务服务移动端“一部手机办事通”，并于2019年1月10日上线。同时，以“一部手机办事通”为切入点，通过省级统一建设和推广应用搭建了全省共用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服务范围从省级到村级并与国家平台的有效对接，已于2019年12月上线运行。支撑该平台运转的28个系统已建成24个，初步搭建起“一网通办”的总门户。其中，统一事项目录系统全面支撑全省政务服务事项“一库汇聚、同源管理”；政务数据供需平台实现了数据共享交换的全流程数字化模式，已注册数据目录439条，汇聚数据1.41亿条；电子证照系统汇聚了160类、2 400万余条证照数据，涉及19个省直部门和单位，一期“亮证”工作实现了18种电子证照在“办事通”首页的展示；工程建设审批系统在全省应用，率先实现“一张蓝图、一张表单”，将原有的120天审批周期压缩至90天以内，大幅提高了审批效率；统一“好差评”系统已在线上线下全渠道铺开，目前已完成25家省直部门所有数据的接入工作。这些系统在支持“数字云南”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促进营商环境优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下一阶段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中，云南省将持续推动“一部手机办事通”迭代升级，不断优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持续打通部门业务办理系统，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协同；同时，持续完善数据资源中心、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等系统功能，加大证照数据汇聚力度，发挥电子印章效力，积极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促进办事过程中通过数据共享和证照复用优化服务流程，减少各类证明材料，减轻企业和群众办事负担，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
近年来，云南省各级金融机构积极响应支付手续费减费让利的政策要求，聚焦农村地区广大个体工商户主体，全面调整惠农转账业务手续费，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如：持卡人应付转账汇款和现金汇款业务手续费下降0.5元/笔，减费幅度达16.67%；商户手续费收入每笔上调1元，让利幅度达66.67%；惠农业务链条的全部手续费让利惠农商户，预计全省惠农商户将累计增收150万元。强化对辖内法人机构落实减费让利政策的督导调研，做好政策宣贯与精准引导，同步组织全省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对减费让利成效完成全渠道公示。截至2021年11月8日，云南省整体支付降费规模达11 799.49万元，惠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05.79万户，促进市场培育成效较好。
对云南省207家法人银行、25家银行分支行及3家法人支付机构支付手续费减费让利落实情况进行调查，同时对879个市场主体回访调研。调查显示，自2021年9月30日落地以来，97.85%的受访主体对支付减费让利政策及施行情况表示“非常满意”。
政策落地后，对879个办理支付业务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展回访调研，样本涵盖34个外省至滇开办企业主体。调查显示，支付减费让利整体政策及施行情况获得市场主体一致好评，97.85%的受访主体表示非常满意，2.15%的受访主体表示较满意，政策过渡期至今无投诉无舆情，且约2%的受访主体在问题反馈处特意留言感谢国家关心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截至2021年11月8日，云南省实际累计降费规模为11 799.49万元，惠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05.79万户，帮助市场主体降成本、解难题，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形成良性生存与发展环境。
建议政府、银行及企业定期不定期举办政银企融资对接会，建立健全政银企融资对接机制，由政府提供相关平台，银行向企业宣讲融资政策和金融产品，企业向银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反映融资存在的困难和融资需求，实现银行与企业一对一的融资供需对接，从而提高银企融资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同时，各银行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搭建银企合作线上平台，实现银行与企业点对点对接，降低银企融资对接成本。
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人民银行出台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相关工作措施，增加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执行至2021年。2022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持续做好稳企业保就业工作，人民银行对两项直达工具的转换和接续作出了具体安排，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并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并入支农支小再贷款。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各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要积极用好政策工具，将政策优惠传导至辖内广大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有关市场主体，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降低融资成本，满足合理的融资需求。
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创新企业金融服务产品，创新线上融资模式，推广和使用线上金融服务产品，提高企业获得信贷的便利性。如：云南省富滇银行创新推出了“银行+科技公司+基层党组织”肉牛活体质押贷款新模式，该模式通过肉牛养殖乡镇及村级与基层党组织对接，利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为76户养殖户养殖的1 067头肉牛办理了动产融资登记，执行4.25%的贷款年化利率，较该行涉农贷款平均利率低2.38个百分点，未产生评估及登记费用，大幅降低了肉牛养殖户的融资成本。
建立健全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强化信贷政策的引导，引导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资源投放结构，结合国家普惠金融服务政策要求，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深化小微企业、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在满足国民经济薄弱领域的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同时，相关政府部门、银行等要继续加强三农和小微金融产品创新相配套的保障和服务平台建设，针对农户、小微企业等普惠群体的融资需求和特点，建立专门的普惠融资辅导机制，出台有效政策来扶持普惠群体获得金融服务。
［1］张友林，胡洁林.论法治营商环境中的“包容审慎”监管——基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分析［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3）：26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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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赖先进.改善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成效与展望——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20》的分析［J］.宏观经济管理，2020（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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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丽娟，徐璋勇.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基于4 023户农户微观数据的断点回归［J］.南方经济，2018（5）：104-127.
［6］杨畅，曾津，沙宸冰.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吗——基于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研究［J］.财经科学，2022（2）：60-73.
［7］马蕊，王阳.强化金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N］.榆林日报，2022-01-24（5）.
［8］王景利，韩泉尚.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创新研究［J］.金融理论与教学，2022（1）：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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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云南省网上新闻发布厅.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云南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新闻发布会［EB/OL］.［2020-07-28］.http：//www.yn.gov.cn/ynxwfbt.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Southwest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