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陈云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陈云的经济思想更是历年研究的重点内容,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回顾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的发展历程,将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发轫阶段(1978—1986年)、平稳发展阶段(1987—1994年)、全面发展阶段(1995—2004年)、高涨阶段(2005—2014年)和深入拓展阶段(2015年至今),提炼出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为新时代深入开展陈云研究提供依据。

近年来,我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在战略对接与机制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格局,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当前,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交织。机遇:我国国际影响力、区域经济塑造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感召力显著提升;挑战:部分域外势力频频搅局干扰周边地区,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国家与我国合作水平和合作意愿亟待提升,我国对周边国家开放水平的短板亟待补齐。据此提出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强化战略与政策对接,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盘,完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提高协作互补能力;发挥沿边地区开放功能,提升对外合作水平。

安全治理脆弱性直接影响共建“一带一路”的安全和进展。将“暴露性敏感性适应性”作为分析框架,可以有效评估“一带一路”安全治理的脆弱性程度,提出针对性更强的应对策略。从暴露性来看,“一带一路”所涉一些安全问题威胁较大、波及面广、存续时间较长,导致“一带一路”安全治理面临强烈冲击。从敏感性来看,“一带一路”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安全治理理念,缺少权威性的安全治理组织和一体有序的安全治理机制,导致“一带一路”安全治理抗冲击能力不足。从适应性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倾向于追求权力和收益而弱化其中所包含的责任,导致“一带一路”安全治理中权力竞争突显、相关方安全利益分化加重、各参与方安全治理共识不足,削弱了“一带一路”安全治理恢复能力。据此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结构的优化和冗余,增强“一带一路”安全治理抗冲击能力;通过自组织演化,提升“一带一路”安全治理适应能力。

在旅游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旅游者等主体的交互活动越来越具有民间外交属性。旅游业民间外交功能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辨析旅游民间外交内涵、主体的基础上,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与发展路径。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城市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构建合作框架;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搭建外交平台;旅游企业作为外交载体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出境游客担当文明旅游“外交大使”。据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发展路径:城市地方政府营造旅游民间外交环境;旅游行业组织和机构促进市场开发,提升中国旅游业公信力;旅游企业外拓合作共赢,共筑国际旅游联通网络;出境游客化身外交“形象大使”,塑造文明形象。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产生和发展吸收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借鉴和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奋进探索的历史成果,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总的战略安排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回应中国之问、破解思维定势、焕发制度优势、彰显文明多样,将更好地发展自身、造福世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保持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强化历史担当,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关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指导价值。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优势。相较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以多元现代观为基本前提,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一元统治的格局;以人民至上为根本遵循,将民生福祉置于资本增殖逻辑之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价值立场;以独特的政治优势、完善的制度架构和高效的运行模式展现实践伟力,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盲目追求资本扩张的实践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打破了后发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依赖,拓宽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遵循“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要义,“六个必须坚持”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立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相贯通。准确把握二者的高度契合性,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和探索,切实做到在“结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结合”,有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基,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典范。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西周时期就确立了“重人”传统,先秦时代形成了既重实际、重集体利益,又强调自强不息的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受到专制制度的打压、控制和埋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发出古老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所蕴涵着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赢得了广泛国际赞誉和高度赞赏,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这是一种无限的精神力量,它让每个中国人幸福,且获得了勇往直前的内在力量。

低碳生活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组(IGDS)围绕低碳生活展开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居民具有环境保护责任感,对低碳行为具有良好预期,愿意为低碳生活承担额外成本,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低碳生活实践取得显著效果,但低碳生活转型在认知和实践层面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切实推动低碳生活方式,应加强针对性宣传教育,培育城乡居民低碳生活意识;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注重低碳生活的市场化激励与精准性财政支持;立足吃穿住行用游低碳生活实践,以供给系统变革促进低碳生活方式;完善基础设施,为广泛形成低碳生活方式提供硬件保障。

伴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包容性特点更加突出,通过构建包容性的绿色低碳经济,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公众认知角度选取华东地区为调研范围,就包容性低碳消费环境建设情况开展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的绿色低碳意识正在持续提升,对当地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建设信心较强,国家政策导向、政府宣传效力、居民的主观认知水平是影响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三个重要因素。政府对营商环境的体制机制等的顶层设计、科技创新水平以及重点企业转型升级等是建设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重要着力点。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等也会影响居民的绿色低碳消费方式。因此,对接绿色低碳消费的重点领域企业转型升级、注重绿色低碳消费方式的宣传引导、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好宣传引导等举措是优化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必要措施。以山东省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建设实践为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华东地区优化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具体路径。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个人碳减排情况愈发受到社会关注。2021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研究》表明,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53％,可见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之一在于全民消费低碳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从公众认知、公众行为、政府宣传、实践成效四个方面对西北地区居民绿色消费行为和碳普惠实践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普遍具有较强的绿色消费意识和环保意识,但对具体如何减少碳排放仍需要更多宣传科普;被调查者的绿色消费行为覆盖衣、食、住、行、游等消费领域,但低碳生活成本带来一定经济压力;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宣传力度较大,但公众参与碳普惠活动的效果并不理想,需要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加强碳普惠活动宣传,完善激励措施。据此提出西北地区规范发展碳普惠的政策建议。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发展低碳经济、挖掘低碳消费潜力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IGDS调查数据,从行为、认知、态度和责任四个维度对西南地区包容性低碳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对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低碳消费行为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川、重庆和云南在低碳行为和低碳态度方面显著优于贵州和西藏;而在低碳认知和低碳责任方面,贵州和西藏落实效果更佳。选取重庆市作为代表省份对低碳消费社会特点进行案例研究,并从政府宣传、低碳行为、低碳认知、低碳责任和碳普惠路径等五个角度提出西南地区构建包容性低碳消费社会的对策建议。

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后,关于该理念的探究成为学界关注焦点。从新闻传播学视角展开讨论,挖掘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文化通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性新闻发展提供的语境空间,以及建设性新闻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发挥的积极效应,从而拓展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思路。

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新时代被赋予的价值使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纽带的海外阅读推广活动,借助阅读空间搭建、阅读平台设立和社交媒体出版物运营活动等手段,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开拓出一条国际化道路。加强海外阅读推广活动机制建设,应注重作品内容的通约性、阅读环境的便捷性和传播方式的创新性,以推动全球传播效能提升,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

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日传播,对《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2011—2022年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269篇报道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从历时特征来看,该理念在日传播经历了起初报道较少、中期热度提升、后期趋于平稳三个阶段;从话语特征来看,该理念在日传播存在过度词汇化、引语模糊化和叙述消极化现象。从国际关系、媒体机制和价值判断维度分析上述传播特征的成因,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日传播存在的问题,从理念层面的间性思维、机制层面的媒体外交以及文本层面的理性传播与感性传播三个方面,探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中国理念海外传播的优化策略。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呈现出相似的自然生态“灾难”、记忆“家园”迷失和文化身份“寻找”母题,是特定时期大众所思所愿的银幕投射;传播了基于人性和生活角度的共有情感,并通过正向情感体验达成更为紧密的联结;蕴藏着全人类共同的“出走回归”式命运,指明异于西方“普世价值”的时代方向。因此,中国民族题材电影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展开双向互动:前者在实践过程中为后者赋能,成为弘扬价值观念的有力载体;后者则在价值层面指引前者,促成电影创作和传播实践的升维。

抗战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定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天然相通。抗战文化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动力资源、行为范例和方法借鉴。抗战文化传播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通过加强以各方合作为基础的抗战文化学术传播,拓宽抗战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基础;二是以抗战文化遗存的多元传播,为抗战文化传播提供具体可见的素材,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事实确证;三是推动抗战文化艺术的深度创作、生产与跨文化传播,通过生动形象的抗战文化产品编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情感纽带。

人类共同价值是国际社会得以生成和存续的关键。传统国际共同价值体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历史进程中的“普世价值”理念,嵌入了西方功利主义与个人权利至上的价值烙印。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变革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现实驱动。具体而言,国际秩序变迁一方面推动了既有国际利益格局的演变,改变了价值承载的物质性基础;另一方面重构了现存国际责任体系,确立了更具广泛性与时效性的国际责任结构,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终确立提供新的伦理标准。总体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全球,体现了应对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义方向和价值追求。

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要义,诠释了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遵循的价值准则,具有丰富理论内涵和重大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合倡导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元首外交”推动这一重大理念的国际传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媒介技术发展新趋势,做好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面临机遇和挑战。应从理论、形象、斗争、合作四个维度充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叙事体系,不断丰富叙事策略,优化国际传播路径,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真实生动地体现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其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作用。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全球发展大势,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保护全球文明多样性。这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以智能媒介为依托,用“合作”的逻辑取代“冲突”的逻辑,鼓励更加多元的主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讲述者,以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更加生动的话语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和责任担当,能够为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创造新的可能。

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从21世纪初走和平发展道路被提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外交的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与创新性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智慧的结晶。二者皆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涵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对中国发展实际的正确认知,科学回答了“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发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后者为前者铺就了历史基石、提供了理论基础、创造了实践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升华,前者强化了后者的外交旨归,丰富了后者的实现途径,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升了人类文明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呼吁各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掣肘,实现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桥接,挖掘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巨大潜能,成为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题中之义。纵观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外文化交融的动态过程中存在“传播—接受”之间的全媒介桥接现象。在此现象格局中,跨文化桥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文化“维护模式”的制约,经过本土文化的“凝视”和“检验”,实现了文明的有效解读和诠释。从全媒介桥接的经典桥接、机构桥接、双向桥接、文化和娱乐桥接四个典型现象切入,深入思索跨文化传播的内在理路,探索其对当下国际传播工作的启示性意义。

包容性医疗体系是我国居民卫生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基于包容性增长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要在有限的资源下,充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重视合理公平的医疗资源配置,更好地满足全体人民的健康需求,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依据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东北地区数据,分析东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现状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民群众对健康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2022年第二季度调查结果,对华南地区公共卫生环境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深圳市“两融合、一协同”整合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1+6”平台两个案例,构建一条建设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的路径,分析目前构建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地区“社会网络与居民健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收集西南地区五级(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卫生部门相关资料,采用问卷调查、专家咨询、实证研究等方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对西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均等化与普适性、服务能力、服务项目开展情况展开调查分析,阐述西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服务全民健康治理的发展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快速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医疗健康的需求。这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仅为中国经济建设积累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组(IGDS)围绕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展开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已建立起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公共卫生网络,医疗健康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得到民众的总体认可,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提升了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具有广泛性、均衡性、公益性特征,是我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支撑。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是关乎民生福祉、关乎公共安全的大事。“十四五”时期我国公共卫生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2022年第二季度的调查数据,采用图表的形式描述了华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现状,通过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触达性、挂专家号难度、就医需求满足度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了华北五省份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区域差异。从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进线上问诊、倾斜保护社会脆弱群体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华北地区建立更加广泛、均衡和公益普惠的公共卫生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全世界造成巨大的生命健康威胁和社会经济损失,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政府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课题组对西北地区公共卫生体系的调查数据,分析西北地区公共卫生体系现状,结果显示公众对所在地区幸福感、当地医疗水平、自己工作总体满意度以及当地经济未来发展预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对地区环境满意度、医疗工作人员廉洁自律认可度较高,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调研数据并结合地区特征,从抓基层、抓防控、抓服务、抓创新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西北地区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的意见和建议,为更好地优化西北乃至全国包容性公共卫生体系提供参考。

东北抗日联军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中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其基本内涵为“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东北抗联精神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助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实干精神,为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