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工厂微型化是中小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路径。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将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Scopus等中英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检索微型智慧工厂的相关文献。结合微型工厂、智慧工厂等有关研究,界定微型智慧工厂的概念与内涵,从概念主体、技术基础和发展目标3个方面分析微型智慧工厂的构成要素,认为微型智慧工厂相较于智慧工厂具有主体特殊性、技术相似性、主体适用性和功能基础性的特征,辨析微型工厂、智慧工厂、智能制造与微型智慧工厂等概念间的差异。同时,结合微型智慧工厂应用情景,按照“影响因素—发展障碍—实现路径—目标和结果”逻辑构建微型智慧工厂研究框架。研究发现:微型智慧工厂的影响因素涉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等3个方面,微型智慧工厂的发展障碍包含资金障碍、技术障碍、人才障碍和认知障碍,微型智慧工厂的实现需要解决资金、技术、人才、认知、管理支持等5个方面问题,微型智慧工厂的目标和结果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存在差异。从建设与实践、理论框架、效益及治理、成长变化与边界效应等4个维度提出微型智慧工厂未来发展方向,为微型智慧工厂理论研究及我国智能制造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并购重组已经成为证券市场主要的商业行为。为探析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5—2021年所有发生并购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严格控制时间与个体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回归检验,对并购重组问询函相关的经济后果及其特性进行拓展性分析,并探究不同融资压力水平下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并购重组问询函能够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双重路径显著提高被问询企业的ESG表现;收函对企业ESG评分的影响表现为短期效应,收函后企业ESG披露信息质量有所改善,且作用机制同ESG表现相似;揭示了并购重组问询函有效性的变化,发现其对ESG表现的提升效果在2019年后显著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验证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优化作用,指出处于不同融资压力下企业的监管效应存在异质性,企业的融资活动对潜在风险的承受能力削弱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

城市交通是城市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之一,探究高效能碳减排路径对促进交通运输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北京市作为人口集中、经济活动频繁的城市,其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不容小觑。中国政府承诺力争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因此,研究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索有效的碳减排措施,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市为例,使用“自上而下”法计算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各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多个子系统,包括人口与经济子系统、交通子系统、能源与碳排放子系统和私人汽车成本子系统,通过模拟预测北京市城市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研究不同减排策略下的碳排放量变化。对北京市交通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近年来北京市交通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且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为扩张连接或弱脱钩,未达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通过仿真模拟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发现调整车辆能源结构、控制私人交通出行需求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交通碳排放的有效措施。通过推广新能源汽车、实施严格的限行政策和提高节能技术水平,可以显著降低交通碳排放量。不仅从政策的生态效益角度考察了碳减排措施的实施作用和影响,还从经济效益角度进行了评估,丰富了交通碳减排政策措施的评估范畴。此外,还考虑了政策实施带给消费者的成本变化,从政策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角度综合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引导作用,为政府部门选择高效合理的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为其他地区的低碳交通建设提供参考,对于实现交通运输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市场主体,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与国内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要求,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不仅关乎其自身改革方向,更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关键命题。通过构建拓展性的基于“五类市场失灵”的国有企业“属性—战略使命—功能”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战略使命与功能定位。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视角切入,传统市场失灵理论主要聚焦三类典型问题:第一类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垄断、外部性与公共品短缺问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因路径依赖形成的比较优势陷阱,第三类是转型经济体特有的市场制度不完善与行政壁垒。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失灵的外延进一步扩展,形成两类新挑战:第四类失灵是逆全球化趋势的国际政治影响下传统国际分工体系受到冲击,第五类失灵是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共同富裕。本文提出,国有企业的战略使命及功能定位根植于其三重属性的协同实践:经济属性以效率提升与战略突破为核心,能够弥补传统的三类市场失灵,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治属性以国家安全与全球竞争力为使命,能够弥补第四类市场失灵,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社会属性以公平共享为目标,能够弥补第五类市场失灵,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国有企业不仅是市场失灵的“修补者”,更是国家战略的“引领者”。其三重属性的协同实践,既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也是全球治理变局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生动注解。IGDS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在解决五类市场失灵中的表现已获得社会较高认可。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本文总结了新质生产力之于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性,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方式,新型工业化与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以及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的前进方向。为实现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我国需要在制造强国战略的引领下,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工业化体系,并在构建的过程中贯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核要求。首先,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促进产业转型、优化制造业行业结构,驱动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高发展质量,以此赋能制造强国战略。在此基础上,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工业产业链韧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保障工业可持续发展,培育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增强“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还可以通过引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于新型工业化建设。其中,质量变革主要包括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方式转变,效率变革主要包括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产业转型升级,动力变革主要包括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培育创新。未来,在三大变革路径的推动下,我国工业体系将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服务化、绿色化、包容性和国际化方向发展。本文分析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规律,为今后国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推动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构成,工业数字化作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工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的过程,在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包括智能制造、数字化设计、数据采集与分析、供应链数字化、云计算与边缘计算、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网络安全与数字孪生。本文系统考察工业数字化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带动作用,实现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基础。我国通过专项项目、行业标准、示范试点等激励措施,积极引导、鼓励、支持、保障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等工业领域数字化发展,本文利用CSMAR(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分析中国工业数字化发展情况。研究发现,我国智能制造水平显著提高、工业互联网蓬勃发展、“5G+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以及“上云用数赋智”加速推进。中国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和制造业领域。尽管中西部地区和一些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增长势头强劲,具有追赶的潜力。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面临关键技术领域亟待突破、工业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区域发展不平衡、高端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业数字化发展,不仅要加快推进传统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还需要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优化工业数字化发展环境,筑牢数字安全保障,大力培养数字化技术专门人才。

工业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理念在工业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应对大国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挑战的必然选择。从理论层面看,工业企业的绿色转型主要受市场机制、政府规制与对外开放等因素影响。市场主要通过价格或市场主体的环保偏好等信号机制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影响。政府规制一方面会增加企业遵循环保规制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而在实现绿色转型的同时提升自身竞争力。而对外开放则可能引发企业外迁以转嫁环保负担或提高其绿色低碳技术可得性,进而对其绿色转型产生双重影响。从实践层面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大体经历了工业污染末端治理、工业污染防治并重、新型工业化启动和工业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现阶段仍面临工业绿色发展的结构性障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工业部门节能降碳压力进一步加大、绿色制造和服务能力仍总体偏弱等挑战。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发展,需要以增量发展推动存量改革,进一步发挥碳市场在促进节能降碳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发挥财税金融政策在优结构、促研发、助转型等方面的支持引导作用,以“数绿融合”加快科技应用与融合创新、增强工业绿色转型的技术推动力。

本研究旨在探讨工业包容性发展的内涵、现状和挑战,特别是在促进社会公平、就业机会均等、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成长方面,分析中国工业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的进展与瓶颈,寻找解决方法,以期推动工业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就业质量和促进中小型企业成长。本文结合中国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四个关键领域对工业包容性发展进行分析:工业就业、工资报酬、区域间工业发展水平和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具体方法为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定性角度出发,根据相应的理论内涵阐释工业包容性发展的意义与价值;进一步结合相关数据,通过定量分析研判我国当前工业包容性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挑战,深入剖析工业就业、工资报酬、区域发展和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成效与问题。总体而言,在促进就业和支持民营中小企业方面,工业包容性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在增加就业机会、扩大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空间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在工资报酬和区域间工业发展差距上,工业包容性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工资水平方面,尽管整体收入有所提升,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仍然存在,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增长滞后。在区域间工业发展方面,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导致经济发展成果未能有效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分析工业包容性发展面临的深层次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区域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转型困难以及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三个方面。特别是一些传统产业仍依赖低成本、低技术的生产方式,导致产业升级进程缓慢,难以满足新时代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民营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提升等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弱,也限制了其在工业体系中的整体表现。为进一步促进工业包容性发展,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首先,优化资源配置,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推动各类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与配置。其次,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通过健全区域发展新机制,促进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最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在研发和科技创新方面增加投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工业包容性发展。

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关乎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的大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传统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旨在重新审视和探索我国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路径和对策。基于数据可获得性,从主营收入、利润总额、从业人员数量等三个维度对我国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变化进行统计数据回溯分析,揭示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现状,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剖析传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家政策导向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我国传统产业主要发展路径并作出相应政策建议。在本研究区间段,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盈利能力处于一般水平,成长呈趋缓性,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等指标呈下降趋势,但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规模、收益、就业等方面都占制造业五成至六成左右,对国民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研究结论如下:传统产业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基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解决就业的主战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立足点。深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应转变思想观念,在创新应用、数智转型、绿色发展、产业转移、人才培育方面开展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为推动我国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供给、营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陈云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陈云的经济思想更是历年研究的重点内容,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回顾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的发展历程,将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发轫阶段(1978—1986年)、平稳发展阶段(1987—1994年)、全面发展阶段(1995—2004年)、高涨阶段(2005—2014年)和深入拓展阶段(2015年至今),提炼出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为新时代深入开展陈云研究提供依据。

近年来,我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在战略对接与机制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格局,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当前,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交织。机遇:我国国际影响力、区域经济塑造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感召力显著提升;挑战:部分域外势力频频搅局干扰周边地区,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国家与我国合作水平和合作意愿亟待提升,我国对周边国家开放水平的短板亟待补齐。据此提出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强化战略与政策对接,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盘,完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提高协作互补能力;发挥沿边地区开放功能,提升对外合作水平。

安全治理脆弱性直接影响共建“一带一路”的安全和进展。将“暴露性敏感性适应性”作为分析框架,可以有效评估“一带一路”安全治理的脆弱性程度,提出针对性更强的应对策略。从暴露性来看,“一带一路”所涉一些安全问题威胁较大、波及面广、存续时间较长,导致“一带一路”安全治理面临强烈冲击。从敏感性来看,“一带一路”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安全治理理念,缺少权威性的安全治理组织和一体有序的安全治理机制,导致“一带一路”安全治理抗冲击能力不足。从适应性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倾向于追求权力和收益而弱化其中所包含的责任,导致“一带一路”安全治理中权力竞争突显、相关方安全利益分化加重、各参与方安全治理共识不足,削弱了“一带一路”安全治理恢复能力。据此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结构的优化和冗余,增强“一带一路”安全治理抗冲击能力;通过自组织演化,提升“一带一路”安全治理适应能力。

在旅游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旅游者等主体的交互活动越来越具有民间外交属性。旅游业民间外交功能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辨析旅游民间外交内涵、主体的基础上,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与发展路径。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城市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构建合作框架;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搭建外交平台;旅游企业作为外交载体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出境游客担当文明旅游“外交大使”。据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发展路径:城市地方政府营造旅游民间外交环境;旅游行业组织和机构促进市场开发,提升中国旅游业公信力;旅游企业外拓合作共赢,共筑国际旅游联通网络;出境游客化身外交“形象大使”,塑造文明形象。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产生和发展吸收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借鉴和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奋进探索的历史成果,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总的战略安排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回应中国之问、破解思维定势、焕发制度优势、彰显文明多样,将更好地发展自身、造福世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保持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强化历史担当,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关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指导价值。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优势。相较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以多元现代观为基本前提,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一元统治的格局;以人民至上为根本遵循,将民生福祉置于资本增殖逻辑之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价值立场;以独特的政治优势、完善的制度架构和高效的运行模式展现实践伟力,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盲目追求资本扩张的实践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打破了后发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依赖,拓宽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遵循“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要义,“六个必须坚持”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立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相贯通。准确把握二者的高度契合性,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和探索,切实做到在“结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结合”,有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基,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典范。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西周时期就确立了“重人”传统,先秦时代形成了既重实际、重集体利益,又强调自强不息的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受到专制制度的打压、控制和埋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发出古老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所蕴涵着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赢得了广泛国际赞誉和高度赞赏,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这是一种无限的精神力量,它让每个中国人幸福,且获得了勇往直前的内在力量。

低碳生活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组(IGDS)围绕低碳生活展开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居民具有环境保护责任感,对低碳行为具有良好预期,愿意为低碳生活承担额外成本,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低碳生活实践取得显著效果,但低碳生活转型在认知和实践层面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切实推动低碳生活方式,应加强针对性宣传教育,培育城乡居民低碳生活意识;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注重低碳生活的市场化激励与精准性财政支持;立足吃穿住行用游低碳生活实践,以供给系统变革促进低碳生活方式;完善基础设施,为广泛形成低碳生活方式提供硬件保障。

伴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包容性特点更加突出,通过构建包容性的绿色低碳经济,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公众认知角度选取华东地区为调研范围,就包容性低碳消费环境建设情况开展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的绿色低碳意识正在持续提升,对当地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建设信心较强,国家政策导向、政府宣传效力、居民的主观认知水平是影响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三个重要因素。政府对营商环境的体制机制等的顶层设计、科技创新水平以及重点企业转型升级等是建设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重要着力点。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等也会影响居民的绿色低碳消费方式。因此,对接绿色低碳消费的重点领域企业转型升级、注重绿色低碳消费方式的宣传引导、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好宣传引导等举措是优化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必要措施。以山东省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建设实践为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华东地区优化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具体路径。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个人碳减排情况愈发受到社会关注。2021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研究》表明,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53％,可见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之一在于全民消费低碳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从公众认知、公众行为、政府宣传、实践成效四个方面对西北地区居民绿色消费行为和碳普惠实践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普遍具有较强的绿色消费意识和环保意识,但对具体如何减少碳排放仍需要更多宣传科普;被调查者的绿色消费行为覆盖衣、食、住、行、游等消费领域,但低碳生活成本带来一定经济压力;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宣传力度较大,但公众参与碳普惠活动的效果并不理想,需要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加强碳普惠活动宣传,完善激励措施。据此提出西北地区规范发展碳普惠的政策建议。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发展低碳经济、挖掘低碳消费潜力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IGDS调查数据,从行为、认知、态度和责任四个维度对西南地区包容性低碳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对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低碳消费行为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川、重庆和云南在低碳行为和低碳态度方面显著优于贵州和西藏;而在低碳认知和低碳责任方面,贵州和西藏落实效果更佳。选取重庆市作为代表省份对低碳消费社会特点进行案例研究,并从政府宣传、低碳行为、低碳认知、低碳责任和碳普惠路径等五个角度提出西南地区构建包容性低碳消费社会的对策建议。

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后,关于该理念的探究成为学界关注焦点。从新闻传播学视角展开讨论,挖掘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文化通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性新闻发展提供的语境空间,以及建设性新闻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发挥的积极效应,从而拓展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思路。

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新时代被赋予的价值使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纽带的海外阅读推广活动,借助阅读空间搭建、阅读平台设立和社交媒体出版物运营活动等手段,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开拓出一条国际化道路。加强海外阅读推广活动机制建设,应注重作品内容的通约性、阅读环境的便捷性和传播方式的创新性,以推动全球传播效能提升,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

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日传播,对《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2011—2022年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269篇报道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从历时特征来看,该理念在日传播经历了起初报道较少、中期热度提升、后期趋于平稳三个阶段;从话语特征来看,该理念在日传播存在过度词汇化、引语模糊化和叙述消极化现象。从国际关系、媒体机制和价值判断维度分析上述传播特征的成因,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日传播存在的问题,从理念层面的间性思维、机制层面的媒体外交以及文本层面的理性传播与感性传播三个方面,探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中国理念海外传播的优化策略。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呈现出相似的自然生态“灾难”、记忆“家园”迷失和文化身份“寻找”母题,是特定时期大众所思所愿的银幕投射;传播了基于人性和生活角度的共有情感,并通过正向情感体验达成更为紧密的联结;蕴藏着全人类共同的“出走回归”式命运,指明异于西方“普世价值”的时代方向。因此,中国民族题材电影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展开双向互动:前者在实践过程中为后者赋能,成为弘扬价值观念的有力载体;后者则在价值层面指引前者,促成电影创作和传播实践的升维。

抗战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定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天然相通。抗战文化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动力资源、行为范例和方法借鉴。抗战文化传播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通过加强以各方合作为基础的抗战文化学术传播,拓宽抗战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基础;二是以抗战文化遗存的多元传播,为抗战文化传播提供具体可见的素材,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事实确证;三是推动抗战文化艺术的深度创作、生产与跨文化传播,通过生动形象的抗战文化产品编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情感纽带。

人类共同价值是国际社会得以生成和存续的关键。传统国际共同价值体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历史进程中的“普世价值”理念,嵌入了西方功利主义与个人权利至上的价值烙印。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变革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现实驱动。具体而言,国际秩序变迁一方面推动了既有国际利益格局的演变,改变了价值承载的物质性基础;另一方面重构了现存国际责任体系,确立了更具广泛性与时效性的国际责任结构,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终确立提供新的伦理标准。总体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全球,体现了应对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义方向和价值追求。

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要义,诠释了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遵循的价值准则,具有丰富理论内涵和重大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合倡导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元首外交”推动这一重大理念的国际传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媒介技术发展新趋势,做好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面临机遇和挑战。应从理论、形象、斗争、合作四个维度充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叙事体系,不断丰富叙事策略,优化国际传播路径,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真实生动地体现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其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作用。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全球发展大势,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保护全球文明多样性。这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以智能媒介为依托,用“合作”的逻辑取代“冲突”的逻辑,鼓励更加多元的主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讲述者,以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更加生动的话语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和责任担当,能够为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创造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