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单独成篇,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同时强调要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此背景下,智慧工业遗产成为我国工业遗产数智化保护利用的重要发展方向,催生人工智能赋能工业遗产领域的创新范式。其核心是通过数智技术实现工业遗产的自动化与自主性保护,培育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兼具互动体验的新型文化业态。梳理工业遗产数智化保护利用演进的三个阶段,剖析智慧工业遗产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促进我国智慧工业遗产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智慧工业遗产实现了由被动保护到主动管理、由单体保护到景观构建、由物理实体保护到数字价值开发的三重范式转变,既推进了城市内涵式发展和全面绿色转型,也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有力支撑。由此提出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营造良好创新文化生态、多措并举提供资金保障的实践路径,为我国智慧工业遗产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对弘扬工业精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工业文化的价值生成与意义变迁贯穿人类工业化全过程,其核心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观念文化层面的集中投射。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为理论根基,明确工业文化是物质、精神、制度三维协同统一的综合文化形态,系统解析技术、社会、文化三重逻辑对其演进的内在驱动机制,全面梳理工业文化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后期、后工业化三个历史阶段,从机械崇拜、效率至上向技术伦理、可持续发展与人文关怀逐步转型的完整变迁脉络,深入阐释其发展进程中工具理性过度扩张等深层矛盾。工业文化演进的本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从对立走向辩证统一的动态过程,其价值实现需依托生产力基础、制度环境与文化自觉的协同支撑,且呈现出从生产主导向意义多元、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共生、从实体载体向虚实融合的鲜明发展趋势。新时代推动我国工业文化创新发展,必须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主动推动工业文化与数字技术、生态文明、本土文明深度融合,这是工业文化历史演进的必然归宿,更是破解当前工业文化发展失衡、传承断裂等现实困境,构建兼具历史底蕴、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工业文化体系,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注入精神动能、支撑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共享制造发展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获得广泛关注。然而,大多数现有研究对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及碳排放考虑不足,为促进共享制造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节能减排的视角研究共享制造资源调度与优化问题,分别考虑以成本、时间、能耗、碳排放量最小化为目标,构建多目标生产调度优化模型,并综合运用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与粒子群算法的混合优化算法求解模型。结合现实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生产效用增加,碳排放量和能耗也不断增加,且边际增长率不断提高;(2)通过调整生产成本与最长生产时间之间权重并进行对比分析可知,随着生产成本的权重增加,生产效用也随之增加,平台应该更加注重对生产成本的把控;(3)将本文所提出的结合粒子群优化思想的混合遗传算法与其他算法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所提出的混合优化算法收敛速度较快且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解,证明了模型的适用性,旨在为贯彻落实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依据,促进共享制造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可持续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关键动力。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外部环境对企业ESG责任履行提出了更高要求,ESG表现逐渐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以2010—202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系统检验企业ESG责任履行对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通过引入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持续性指标,从投入与产出双维度刻画企业持续创新能力;运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开展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转型与财务柔性的中介效应,引入行业竞争程度考察其调节作用;最终进行企业污染属性与区域差异的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能够显著提升可持续创新能力,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ESG不同维度后发现,环境、社会和治理均能提高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社会和治理对企业可持续创新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ESG责任履行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财务柔性来增强其可持续创新能力。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行业竞争程度正向调节了ESG责任履行与可持续创新之间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责任履行对可持续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财务柔性两个维度,揭示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影响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内在机理,指出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企业ESG责任履行对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期为企业更好地履行ESG责任、提升可持续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工业智能化是推动我国工业绿色转型、提升区域碳生产率的核心抓手。为深入剖析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内在作用规律,基于2010—2022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的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产业、能源、技术三维分析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以及随机森林模型,系统剖析工业智能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传导路径、空间演化规律及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显著提升区域碳生产率且呈阶段性非线性演化特征;产业结构升级、能源效率改善与绿色技术创新是工业智能化赋能碳生产率提升的关键中介渠道;欠发达地区工业智能化对碳生产率的赋能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工业智能化在空间上呈现“本地增效、邻域受限”的非对称空间格局,主要源于发达地区要素虹吸、产业同质化竞争及省际环境规制落差,致使省域间负向竞争溢出特征显著。基于此,提出差异化政策建议,旨在为我国缩小区域绿色发展差距、构建协同减排格局提供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人文经济学深刻揭示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与发展规律,在价值立场、方法论、实践路径等方面为文旅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融入”与“再生”作为分析文旅深度融合进程的核心范畴。前者指文化要素对经济活动的价值渗透与系统整合,后者则体现为通过业态创新实现的价值重塑与产业跃迁。在文旅融合实践的不同阶段,各地区以人文经济学理念为引领,通过资源整合与要素重组,打破文化、体育、旅游、农业与商业之间的行业壁垒,充分发挥文化和经济双向赋能作用,形成产业生态重构、赛事节庆牵引、数字技术赋能三种实践模式。三种模式各有优势,共同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未来,我们还需要从人文价值挖掘、数智技术应用、空间场景营造、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等维度深化建设路径。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协同激励视角,以辽宁省为研究对象,探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水平及其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选取2013—2023年辽宁省面板数据,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一体化发展程度,并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多维协同激励下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路径与动态效应,剖析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的协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教育、科技、人才系统与区域新质生产力存在显著耦合协调关系,协同激励可产生“1+1+1>3”的涌现效应,显隐性激励协同的活化效应能够有效培育新质劳动者、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动力。辽宁虽拥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扎实工业基础优势,但仍需优化人才引育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整合多维激励政策,以提升系统整体效能,助力新质生产力持续涌现。旨在为辽宁及同类区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优化协同激励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历史性交汇,正驱动政务服务人机协同逐步走向现实,在此过程中,场景治理已成为决定技术能否转化为服务质量的关键。基于技术赋能理论和场景理论,运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对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的审批服务场景、市场监管场景、政策支持场景、法治保障场景的治理成效和瓶颈进行深度研判。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优化营商环境等政府场景治理领域具备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有效提升政务治理效能。但在技术落地应用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短板,具体表现为复杂事项适配不足、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压力突出、技术迭代与政策衔接滞后、算法偏见风险凸显、技术依赖问题明显以及复杂纠纷化解能力薄弱等问题。针对上述瓶颈,提出构建分层分类精准赋能体系、健全协同迭代机制、强化风险防控与伦理治理等举措,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针对客户对不同共享仓库的进货和退货需求多样化、共享仓库位置分布不合理、物流总成本高等问题,研究含多供应商的、整合正逆向物流的共享仓库选址问题。以包含共享仓库选址成本、三方运输成本、订单成本、库存成本、退货成本的物流总成本最小为目标,构建整合正逆向物流的共享仓库选址模型。针对模型特性,设计一种改进的遗传算法求解,使用君主方案代替传统选择、交叉操作,提高全局搜索能力。通过引入算例进行仿真实验,分析不同参数对实验平均运行时间、平均成本和最小解的影响,得到共享仓库的选址最优解和最小物流成本。实验结果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和算法的运行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物流效率。

数智化时代,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面临严峻挑战。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劳动场景中存在适用困境。分析这些规则在劳动领域适用时面临的具体障碍,并探索制度完善路径。研究发现,由于劳资地位不平等,同意在劳动场景中易流于形式,“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条款因缺乏客观界定,异化为近乎无限的概括性授权。面对上述问题,需要基于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理,通过法律解释或增设劳动法规范的方式对现有规则进行重构。首先,调整合法性基础的适用顺位,将同意定位为例外事由,并建立分层告知机制;其次,需对“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条款进行限缩解释,引入程序与实体的双重审查标准;最后,重新分配举证责任并构建无不利后果的司法救济机制。现行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制度设计具有合理性,但在劳动场景中的适用效果与立法预期存在落差。应在坚持现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回归劳动法倾斜保护的法理核心,进行有针对性的调适与完善,以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与用人单位正当管理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立足劳动法倾斜保护视角,深入剖析一般性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在劳动领域适用的结构性障碍,提出系统性规则重构方案,为矫正数智化时代劳资权利失衡、防范算法与管理权滥用提供参考。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侦查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大数据侦查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数字化分析优势,已成为现代犯罪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打击智能化、复杂性犯罪的重要手段。然而,技术驱动的侦查模式在提升侦查效率的同时,也显著扩大了公权力的边界,对个人信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规范研究法等,发现我国大数据侦查领域存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善、呈现碎片化特征,侦查机关收集处理信息过程缺乏有效约束以及权利受侵害者救济渠道不畅等关键性挑战。数字技术赋能司法实践过程中,应实现权力约束与权利保障的平衡,在大数据侦查实践中应建立多部门联动的高位阶、系统性大数据侦查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层级化的个人信息数据审批处理与监督制度,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拓宽公民权利救济渠道等。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在既有理论基础上引入个人数据分类分级、行政公益诉讼等新措施,在保障大数据侦查效能的同时,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约束,推动技术赋能与权利保障协同发展,达到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在犯罪防控中的积极作用与有效防范公权力滥用风险并举的目标,最终实现数字正义与侦查效率的有机统一,推动大数据侦查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

作为“全球制度文明典范”的知识产权,通过作用于经济贡献度、创新引导度、市场规范度等方面,分别承载着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济转型使命、创新驱动功能、公平竞争要求。着眼当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知识产权法治保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和难点,如知识产权布局对新发展理念回应不足、知识产权制度对全面创新支撑力不足、知识产权法治运行一体化建设不足等。因而,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应比以往更加注重新发展理念对知识产权工作的全局式引领,推进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改造,一体化完善知识产权的激励、转化、保障三大机制,以期在多重约束下求得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同频共振高质量发展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