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秉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从理论认知、价值遵循、依靠力量三个维度,探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的理论意蕴、价值旨归和力量凝聚。要增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的自觉性,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要秉持以文化人、以文兴业的价值旨归,正确处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文化产品数量与文化产品质量的关系;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两个结合”,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身所体现的独立性、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源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坚守。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保持精神上的独立筑牢了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群众发挥了磅礴的创造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厚重的文化基因,改革开放激发了澎湃的创新活力。站在新的历史关键节点,坚守文化主体性必须毫不动摇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把牢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必须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伟力;必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不断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开放包容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

在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网上政务服务是其核心应用场景。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政务服务正经历从“线下跑”向“网上办”、从“分头办”向“协同治”的深刻变革。本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探究政务服务数字治理机制,以求优化政务服务的数字治理。据此创新性构建“技术—组织—空间”三维分析框架,从技术赋能、组织协同、空间重构三方面审视治理困境。当前政务服务数字治理面临三重困境:在技术层面,多重标准和安全问题并存;在组织层面,人员抵触和机制失衡并存;在空间层面,能力差异和供给不适配并存。为回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应坚持如下推进思路:一是治理能力方面,善用现代信息技术;二是治理体系方面,推进整体型政府建设;三是治理理念方面,以需求为导向,深化双向互动。基于此,本文明确如下政务服务的数字治理优化路径:一是完善技术整合机制,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治理;二是深化政府部门协同与转型,提升政府人员能力素养;三是平衡政务服务供需关系,完善包容性互动机制。政务服务的数字治理还需关注技术伦理与公平性,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数字治理迭代,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内容,正日益受到广泛重视。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分析视角,围绕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三大特征,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如何通过融合创新路径重构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破解当前技术应用与治理需求脱节的现实困境,最终推动形成数智融合、协同治理、价值向善的数字乡村治理新格局。基于对乡村治理实践的系统观察,构建包含产业升级、资源整合、文化认同、主体激活与模式优化五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深入揭示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通过注入创新科技要素,对传统治理环节进行系统性改造,推动治理体系实现三个层面的深度融合:一是“人工智能+群众智慧”的“双智融合”,实现技术在地化适配与治理方向的精准引导;二是“线上+线下”的“双线融合”,拓展治理空间维度,提升服务供给的覆盖广度与响应效率;三是“党建网络+治理网格”的“双网融合”,有效促进多元主体参与集体行动,增强治理合力。新质生产力凭借其强大的适应性与创新性,推动数字乡村治理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样态,实现技术赋能、制度优化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不仅从理论层面丰富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乡村治理的研究体系,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演进之间的理论融合,更从实践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技术作为重塑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在基层治理场域的运用中呈现出非预期性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化现象。基于内卷化理论框架,运用文献分析、理论推演等方法,系统界定基层数字治理内卷化的概念内涵,从行政、市场、组织和文化四个维度深入考察并揭示其生成逻辑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层数字治理内卷化呈现数字符号升级式竞争的目标内卷、治理范式同质化精雕的模式内卷、数字基座冗余化竞赛的建设内卷以及应用系统工具性异化的技术内卷。这主要源于行政维度的数字锦标赛压力、市场维度的技术资本增值逻辑、组织维度的条块分割和行政壁垒以及文化维度“技术拜物教”的盛行。摆脱这一困境必须实现从“物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根本性回归,需从价值层面回归人民立场,结构层面推动权责重构,市场层面引导技术理性与公益协同,文化层面培育务实的技术观念,以推动数字治理真正服务于治理效能与社会福祉的提升。旨在为识别和破除数字形式主义、推进基层数字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机遇与风险并存。组织韧性作为企业在面对内外部冲击和挑战时表现出的抵御、应对以及恢复的能力,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和保障。伴随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组织韧性的联系愈发紧密。为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0—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增强组织韧性。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各个阶段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起步阶段的基础数据布局对组织韧性正向影响最大。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还存在行业异质性,技术密集型行业最大,资本密集型行业次之,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双元创新显著提升组织韧性,并且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介作用检验中,利用式创新占据主导地位,其贡献远超探索式创新,是数字化转型增强组织韧性的关键路径。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之间作用机制的理解,激励其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也为政府部门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在国际形势紧张、经济复苏缓慢的外部环境下,我国面临国内有效需求疲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增多等挑战。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仅考验经济体系的适应能力,也对其可持续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增强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即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基础设施作为高效、智能且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系统,是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重要方式。基于2011—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作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强创新能力和加快数字化转型间接发挥赋能作用,同时存在通过提高创新能力进而促进数字化转型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最大,西部城市次之,中部城市作用最不明显。此外,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促进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角度剖析和验证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具体机制和效果,丰富了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提出加强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激发创新活力,促进数字化转型进程,改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联动发展,发挥新型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等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对策建议。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生产体系面临生态危机、社会分化与技术创新异化的多重困境下,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通过理论重构、价值转向与实践突破,形成对传统生产力范式的系统性超越,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力演进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构建“资本逻辑解构—人本价值重构—全球实践创新”三维分析框架。通过对资本增殖悖论的理论剖析,揭示传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限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阐释生产要素重组与生产关系变革的互动机制;结合全球技术革命与制度变迁的实践案例,论证新质生产力对资本逻辑的超越路径。理论维度中,新质生产力挣脱资本逻辑束缚,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价值维度上,新质生产力彰显人自由全面发展价值,融合公平与效率,追求代际公平与生态平衡;实践维度里,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与制度创新,拓展全球合作,突破传统增长路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对资本逻辑的辩证扬弃:在哲学层面实现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将技术发展从资本增殖工具转化为人的自由实现载体;在经济学层面重构“生产—分配—消费”闭环,通过数据确权与生态定价机制矫正市场失灵;在社会学层面推动劳动形态从异化劳动向创造性劳动的转型,构建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性框架。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提出生产力辩证重构范式,揭示技术革命与制度创新的螺旋演进规律;在价值层面建构“三维正义”理论(分配正义、生态正义、代际正义),将生产力评价标准从经济效率拓展至人类发展整体维度;在实践层面提出链式创新共同体,阐释技术扩散、制度调适与全球治理的协同机制,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以资本增殖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最初对自然界持工具主义态度,在单向度的资源攫取和工具化开发过程中,突破了社会的生态阈值,导致了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失调。面对生态危机,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生态文明观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态制度和观念的改善,但它们始终未能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框架,呈现出不彻底性特征。西方现代化的生态教训促使中国探索一条既指向社会进步又关注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理方案得以提出,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进建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发展共同体以及世界携手共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新型文明形态从生态维度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崭新范式。

“第二个结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关键地位,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历史维度在“第二个结合”的探究中具有深层次的独特内涵,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阐释和挖掘空间。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的历史维度进行进一步阐释,得出“第二个结合”在意涵创新、历史坐标和历史观点上的独特意义,可以丰富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历史维度的研究阐释。在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历史中,“第二个结合”具备了得以成为思想解放的普遍特征,也基于现实发生场域赋予思想解放以新的时代意义,展现出“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独特意涵。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第二个结合”既实现了对现代文明的中国化诠释,又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时代化诠释,并以新的文化生命体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展示出“第二个结合”在传统与现代间的历史坐标。在人类社会历史观的丰富发展方面,“第二个结合”形成了科学的人类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的中国话语,体现出了从工人阶级领导到对农民广泛团结的进步,实现了意识形态“祛蔽”与感性良知开显的统一,在历史曲折前进的规律中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出路。进一步阐明“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不仅可以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进一步巩固和彰显,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历史性贡献更深层次的认识,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和学科话语体系,对进一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日臻成熟,完全不需人类司机参与的自动驾驶汽车从设想变成了现实。完全的算法自动决策如何应对碰撞中车内乘客和车外行人之间的生命利益权衡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综合运用伦理学、法学与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的相关理论和“电车难题”的经典案例,以证成自动驾驶汽车算法伦理中的乘客优先保护原则。自动驾驶汽车算法伦理的设定主要面临如何符合道德上的正当性、如何与产业相协调以及如何嵌入算法三个问题。“电车难题”为自动驾驶汽车算法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但“自动驾驶难题”蕴含着与传统“电车难题”各典型场景均不完全相同的论题复杂性。从乘客的特殊地位、有限的利他主义、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以及市场需求等角度论证了极端情形下自动驾驶系统优先保护乘客的正当性,认为乘客优先保护应受最大善好原则的限制。在“自动驾驶难题”情形下,算法应优先保护乘客;在产生更大善好的情况下,乘客可以被施加可允许的伤害,但必须合理且不以伤害为纯粹的手段。在强制性算法伦理设定基础上的算法伦理公开是相较于用户“个性化设定”更为合理的算法伦理嵌入方式。以“电车难题”这一传统伦理学与法学难题作为切入点,对比其与“自动驾驶难题”的异同之处,旨在为自动驾驶汽车所面临的碰撞次序难题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深度合成技术借助“深度学习”和“生成对抗网络”,已经发展为人工智能领域中的颠覆性技术,具有高度真实性、技术简易化、受众面广等特征。深度合成技术与社会应用场景紧密契合,在提升交易效率与生活便利性的同时,也因技术外溢诱发个人隐私泄露、破坏竞争秩序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等风险。以“命令—控制”为特征的政府规制,对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考虑不够,而以自由为特征的自我规制,可能导致私权力滥用。以元规制化解原有规制模式与深度合成技术发展冲突,倡导对自我规制的批判性反思,有利于应对深度合成技术带来的风险与隐患。对深度合成技术进行元规制,要构建信息披露与商谈沟通机制,形成多元规制主体共治机制,细化元规制全生命周期监管程序,完善风险评估与问责体系,以期实现科技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动态平衡。

“私密信息”概念之创设是《民法典》的亮点之一,私密信息的保护模式、合理使用、保护规则适用等问题的讨论须以私密信息的认定为前提。私密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的权利基础、权利内容特性和信息处理规则不同,优先适用隐私权规范而予以更高层级保护。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各属不同的分类方法,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但不能等同:在内涵上,私密信息以隐秘性为核心特质,敏感信息则强调信息泄露极容易引起信息主体心理之不适;在外延上,私密信息与敏感信息具有亲缘性,二者常常发生重叠,典型的私密信息通常也是敏感信息;在立法价值上,私密信息有助于类型化不同隐私,界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而敏感信息有助于在个人信息保护内部进行类型化。为打破私密信息认定之困境,一方面应对典型的私密信息进行特别列举,如财务信息、个人经历信息、医疗健康信息、生物识别信息、基因信息;另一方面,应以社会场景理论为本,对不明显的私密信息加以个案甄别,具体应以数据流通利用与人格尊严维护相平衡为理念,综合考量社会一般认知、应用场景、信息内容、信息数量、处理方式、伤害等要素并作出判断。通过列举类型化典型私密信息;提出以社会场景理论个性化认定私密信息,同时激活积极处分和合理使用私密信息的空间,联结《民法典》隐私权规定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通过社会场景理论的信息链概念,阐明数智时代算法对私密信息认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