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与医疗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盼的重要领域,关系国计民生。本文以教育和医疗为视角,探讨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教育与医疗的可及性、服务质量与个性化水平,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教育均等化、助力个性化学习和促进终身教育提升了教育的质量和公平性;数字经济通过远程医疗、个性化健康管理和优化公共医疗服务提升了医疗的可及性和质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增长跟踪调查(IGDS)结果显示,受访者对数字化教育的满意度较高,同时呈现较明显的学历和城乡异质性,农村居民和低学历人群的满意度普遍更高;受访者对数字化医疗总体较为满意,同时呈现较明显的地区异质性,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省等医疗资源相对较少地区的受访者满意度较高。可见,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对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应进一步加强数字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的建设,并加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性。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家电产业发生深刻变革。立足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围绕数字技术重塑家电产业供需结构与运行逻辑问题,系统分析中国家电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现实进展与主要约束,揭示其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意义。运用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供给端与需求端两个层面,对中国家电产业制造体系、渠道结构、要素配置、产品形态及消费模式等方面的演进进行整体性考察与结构性分析。研究表明:在供给端,制造环节实现智能工厂升级和生产模式转变,提升生产效率与精度,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销售环节传统渠道升级,新型渠道涌现,社交媒体电商增长迅速;产品终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化,构建产品生态圈;在要素配置上,信息化平台整合产业全流程,推动供需匹配智能化。在需求端,数字时代使家电消费需求向智能消费、个性化需求转变,消费习惯呈现场景化、重服务特点;新兴消费群体崛起,推动产品向智能化、场景化发展。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家电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应对能力仍然不足、数字生态转型困难、服务理念和模式相对滞后。面向未来,中国家电产业需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顾客价值,建设“家居互联”平台,构建新销售渠道和智能新零售场景,实现产业的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基于“经济—社会—生态”三维框架,系统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区域异质性。通过整合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夜间灯光数据、人口密度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等多源遥感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升了县域经济包容性,但区域分化明显,中部地区经济效应最突出,东北地区受传统产业路径依赖制约效果微弱;社会维度仅呈微弱改善,且存在技术排斥现象,西部地区因填补公共服务空白而受益,中部地区则因弱势群体适应性不足加剧社会分化;生态维度整体作用不显著,仅西部地区通过数字生态监管技术实现局部改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区域异质性特征,强调县域数字化转型需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与政策执行能力开展。基于此,提出“三维协同”政策框架,建议将生态目标纳入考核体系、分类施策弥合区域差异,并通过夯实数字基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利益共享机制等路径,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与包容性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我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科学评价其实施情况对优化政策执行、提高区域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区域规划实施评价的理论框架,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评价体系。首先,明确评价区域规划实施情况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确保区域规划有效落实方面的作用。其次,立足世情、国情、省情,从经济、协调、社会、环境、开放、安全六大方面,构建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施情况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分阶段评价方法,衡量政策落地的完整性、执行有效性及潜在风险。再次,在上述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下,评价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施成效。最后,提出有效提高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施情况评价质效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制度创新、经济开放与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已初步实现从“政策试验区”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样板区”的转变,为全国提供了制度集成创新和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方面的经验;但在经济多元化、绿色低碳发展、包容性增长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未来应全面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完善制度协同机制,强化产业创新支撑,优化贸易结构,推进绿色发展。

为分析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对国际贸易体系及中国产生的双重影响,对沙特阿拉伯、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阿联酋及印度尼西亚6个新兴经济体加入后的整体格局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扩员显著提升了金砖机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推动了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向更加均衡的方向演进;同时,基于新成员国对减少美元依赖的共同诉求,扩员将实质性加速去美元化结算的进程。对中国而言,新成员丰富的能源资源有助于拓宽能源进口多元化渠道,改善贸易结构网络并持续扩大整体贸易规模。此外,金砖体系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话语权,为中国参与制定未来全球经贸规则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扩员后金砖机制在潜力增长的同时,也面临内部协调与外部环境的新考验。成员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政策取向上的客观差异,给具体项目推进与宏观政策协调带来阻碍。同时,金砖国家的壮大可能引发传统发达经济体的警惕,进而为合作深化设置外部障碍。因此,如何在扩员后加强内部整合、应对外部压力,将是金砖机制持续发展的关键。

自由贸易试验区(FTZ)是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承担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等重要使命。目前,我国出口贸易面临诸多挑战,提升出口韧性成为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确保贸易稳定增长的关键。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通过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系统评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市场潜力、人力资本和税收负担的调节作用,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出口韧性的空间效应,以及在各调节变量的作用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邻近地区出口韧性的空间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于非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城市,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城市出口韧性水平提高了2.68％,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出口韧性。(2)数字经济、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对出口韧性具有正向作用,而企业税收负担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出口韧性的正向影响。(3)空间效应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增强本地区的出口韧性,但是对周边地区的出口稳定性影响有限,各调节变量的空间效应显著程度有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优化税收政策和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合作的对策建议,旨在推动数字贸易建设,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并提升政策的协同效应,为增强我国出口韧性提供参考。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海归群体所拥有的跨国资本是衔接全球创新网络与本土产业升级的关键资源。基于布迪厄资本理论,深入剖析海归所拥有的跨国资本如何赋能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旨在解答三大核心问题:海归跨国资本的多元构成与特征、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制以及本土化转化中的关键挑战与优化路径。采用理论建构与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海归跨国资本分析框架,将跨国资本解构为符号、社会、文化、经济四维结构,揭示其动态性与情境性特征。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海归跨国资本可通过知识扩散与再生产效应,赋能科技创新;通过资源整合效应,优化生产要素配置;通过优化生态效应,完善制度环境,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跨国资本在本土化转化中面临“水土不服”、制度环境不同步、社会文化支持不足等挑战。据此提出了构建多维度服务赋能体系、提高制度环境适配度、提升社会文化认同三方面的实践路径。研究拓展了资本理论的跨国应用场景,搭建了“跨国资本—新质生产力”的关联分析框架,为释放海归资本潜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是缓解流通过程损耗、优化供需匹配的关键路径。针对随机产出与需求叠加的复杂情境,构建由农户、单一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模型,聚焦生产努力与保鲜努力双重驱动下的协调机制。通过对比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模式,揭示分散决策下供应链成员利润总和显著低于系统总利润的固有矛盾,并由此提出以生产努力、保鲜努力、销售定价及订货量为核心的最优决策框架。进一步设计“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契约与风险共担策略相结合的协调优化方案,证明该复合契约能够有效消除双重边际效应,使分散决策的期望利润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集中决策水平。研究发现:供应链协调的实现依赖于成员角色的精准定位——供应商通过深度关注消费者效用可显著提升生鲜农产品流通规模,形成多方共赢格局;而企业主动分担农户生产风险则成为提升全链利润的关键杠杆,其风险补偿机制可同步激励农户提升生产努力水平与产品质量。旨在为多级生鲜供应链的契约协调提供“生产—保鲜—流通”三维协同决策范式,为破解农产品供应链的牛鞭效应、促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列宁国家观研究旨在系统梳理其在继承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观念体系,以回应自由主义国家观与国家虚无主义的质疑。在当前“两个大局”交织的关键时期,需要厘清列宁国家观的生成逻辑与现代内涵,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通过阅读列宁原著文本,梳理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发展;运用比较分析法剖析列宁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揭示其通过理论斗争完善国家观的过程;并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列宁在体制机制创新中如何将国家理论转化为现实的国家治理实践。研究发现,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胜利论”,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依据。在批判第二国际诸多错误思潮时,列宁明确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专政。特别是在实践层面,列宁通过建立工农监督机构、推行文化普及等举措,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建设典范。列宁国家观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既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革命性,又通过苏维埃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其核心在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方向、党的全面领导、人民主体地位与制度创新四者有机融合;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普遍规律,即必须通过强化人民监督制约权力,通过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保障民主。这些观点为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理论借鉴。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经由“两个结合”得以形成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新型文化体系,其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契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生成的,具有深刻内涵。从价值目标来看,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厚植文明根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并保持强劲生命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时代活力,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根植于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底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必须坚持承前启后的连续性原则,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特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原则,通过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拓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之路;必须坚持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原则,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不断凝聚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磅礴伟力;必须坚持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原则,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标识与文化基因进行深入发掘,使新的文化生命体体现中国文化基因;必须坚持崇尚和合的和平性原则,摒弃“文明冲突论”“文化替代论”等错误观点,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一道为人类文明和谐共生汇聚力量。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及严重不良行为呈高发、低龄化态势,大量此类未成年人未能获得有效干预。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框架下的矫治教育存在检察监督缺位、资源配置不足、干预手段单一、协同机制不健全等实践落差。现有体系难以满足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需求,亟待重构符合中国司法实践、兼具司法专业性与矫治包容性的专门教育体系。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以国家亲权、恢复性司法、分级干预理论为支撑,结合国内司法实践与德、日、美等国经验展开。首先从矫治教育属性特征出发,明确其属于刑事政策范畴、专门教育范畴、保护性处遇、社会治理体系,继而分析实践中“警送生”主导、心理矫治形式化等问题,并借鉴德国检察监督、日本分类教育资源配置、美国风险分级等经验,总结本土化路径。最终提出,从四维度补强矫治教育功能:法治化指向检察机关介入入学评估、全程监督及刑事司法衔接;专业化关注“知识培基、技能提能、社会复归”三维课程与专业师资建设;精准化依托科技赋能风险评估与动态跟踪;协同化强调省级统筹生源经费与跨区域资源共享。提出通过构建“内部异议、行政救济、检察监督”多层次权利救济体系,制定《专门教育法》明确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地位与分级处遇程序,细化通信与涉处遇信息隐私保护规则,强化家庭“督促监护令”与社会协同激励政策,完善法治保障。主要创新在于构建以功能补强与法治保障为重点的系统化矫治教育体系,细化检察机关实操机制,提出省级统筹协同模式,助力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衔接刑事司法与矫治教育,推进犯罪治理现代化。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保障和重要抓手。基于国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法律要求,应当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最大效能。优化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政策公平竞争审查是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运用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究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的理论和实践,试图探寻合理可行有效的优化进路。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财政补贴是地方政府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常用的政策工具之一,运用得当可发挥有效配置资源、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运用不当则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地方营商环境,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甚至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梗阻,因而对地方政府财政补贴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当前,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政策的上位法依据不充分,难以确保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政策措施出台的合法性、合理性;审查方法不妥当,无法保证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结论的准确性、适当性;审查程序不规范,形式化审查、象征性审查常常造成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结论偏差、错误;保障机制不健全,严重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应当多措并举,持续探求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的优化进路:首先,明晰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上位法依据,避免上位法依据的模糊性,提升审查的可靠性;其次,构建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实质审查方法,提高审查的准确性;再次,通过完善对外征求专家学者、法律顾问、专业机构意见环节和优化存档备查环节,提高审查程序的规范性,消解审查程序形式化的弊端;最后,聚焦审查激励机制、审查监督机制、审查救济机制,健全审查保障机制,形成审查协同合力,从而持续推动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有效实施。本文提出的财政补贴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优化进路,可以为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提供有益参考,促进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公平竞争审查成效的提升。

社会救助法实现共同富裕立法目标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现有研究较少从价值理念、基本原则、保障机制等多维角度探讨社会救助法实现共同富裕立法目标的法治逻辑,亟待在理论层面准确把握社会救助法与共同富裕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及本质要求的联结点,依托共同富裕的目标和理论体系不断引导社会救助立法完善。主要采用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立法目标,围绕社会救助法规范本身的内容对各种形式上合法的社会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性审查,立足现实对社会救助立法进行审视,具化现实争议并验证回应路径。研究发现,当前社会救助法实现共同富裕立法目标还面临救助多元主体合力不足、救助水平有限、救助资源分配方式不合理和数字时代社会救助改革不完善等诸多挑战。为此,应基于“理念目标—法治手段”分析框架,提高社会救助的包容性,重点关注受救助人可行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利益分配公平,依法确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连带—个体自立”的多元主体构造,健全分层分类救助体系,优化社会救助分配结构,借助数字化社会救助改革提升救助服务可及性。本文创新性地提出社会救助法应坚持包容性救助、发展型救助、再分配正义的法治理念,从体系化的视角分析社会救助法保障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具体路径,以期通过完善的社会救助法治体系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