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工厂微型化是中小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路径。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将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Scopus等中英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检索微型智慧工厂的相关文献。结合微型工厂、智慧工厂等有关研究,界定微型智慧工厂的概念与内涵,从概念主体、技术基础和发展目标3个方面分析微型智慧工厂的构成要素,认为微型智慧工厂相较于智慧工厂具有主体特殊性、技术相似性、主体适用性和功能基础性的特征,辨析微型工厂、智慧工厂、智能制造与微型智慧工厂等概念间的差异。同时,结合微型智慧工厂应用情景,按照“影响因素—发展障碍—实现路径—目标和结果”逻辑构建微型智慧工厂研究框架。研究发现:微型智慧工厂的影响因素涉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等3个方面,微型智慧工厂的发展障碍包含资金障碍、技术障碍、人才障碍和认知障碍,微型智慧工厂的实现需要解决资金、技术、人才、认知、管理支持等5个方面问题,微型智慧工厂的目标和结果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存在差异。从建设与实践、理论框架、效益及治理、成长变化与边界效应等4个维度提出微型智慧工厂未来发展方向,为微型智慧工厂理论研究及我国智能制造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并购重组已经成为证券市场主要的商业行为。为探析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5—2021年所有发生并购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严格控制时间与个体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回归检验,对并购重组问询函相关的经济后果及其特性进行拓展性分析,并探究不同融资压力水平下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并购重组问询函能够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双重路径显著提高被问询企业的ESG表现;收函对企业ESG评分的影响表现为短期效应,收函后企业ESG披露信息质量有所改善,且作用机制同ESG表现相似;揭示了并购重组问询函有效性的变化,发现其对ESG表现的提升效果在2019年后显著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验证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优化作用,指出处于不同融资压力下企业的监管效应存在异质性,企业的融资活动对潜在风险的承受能力削弱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

城市交通是城市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之一,探究高效能碳减排路径对促进交通运输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北京市作为人口集中、经济活动频繁的城市,其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不容小觑。中国政府承诺力争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因此,研究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索有效的碳减排措施,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市为例,使用“自上而下”法计算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各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多个子系统,包括人口与经济子系统、交通子系统、能源与碳排放子系统和私人汽车成本子系统,通过模拟预测北京市城市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研究不同减排策略下的碳排放量变化。对北京市交通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近年来北京市交通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且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为扩张连接或弱脱钩,未达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通过仿真模拟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发现调整车辆能源结构、控制私人交通出行需求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交通碳排放的有效措施。通过推广新能源汽车、实施严格的限行政策和提高节能技术水平,可以显著降低交通碳排放量。不仅从政策的生态效益角度考察了碳减排措施的实施作用和影响,还从经济效益角度进行了评估,丰富了交通碳减排政策措施的评估范畴。此外,还考虑了政策实施带给消费者的成本变化,从政策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角度综合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引导作用,为政府部门选择高效合理的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为其他地区的低碳交通建设提供参考,对于实现交通运输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新型消费不仅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对于扩大内需、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梳理新型消费市场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当前新型消费的主要困境和未来前景,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十四五”时期中国新型消费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数字消费规模快速增长,消费内容多元化品质化;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家电销量亮眼;健康意识显著增强,健康消费加快提质扩容。然而,中国新型消费还面临高品质供给不足、居民收入预期偏弱、监管与标准及基础设施等新型消费环境不够成熟的限制性因素,抑制新型消费潜力释放。展望“十五五”时期,新型消费发展前景可期,技术变革持续引领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绿色消费逐步普及激发市场新活力,人口结构变化蕴含新型消费新动能。因此,中国今后应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新型消费需求,以增强消费预期释放新型消费潜力,以加强“软”制度和“硬”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新型消费环境。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全面揭示2011—2021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西藏数据缺失)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发展存在失衡现象,趋于非均衡化发展,创新发展得分最高,开放发展水平最低,且各维度之间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且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整体协调性正在逐渐增强,区域差距逐渐缩小;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差距参差不齐,呈现差异化演变态势。区域间差异是引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差异程度大小依次是东—东北部、东—中部、东—西部、西—东北部、中—东北部、中—西部,而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且显著高于东北、西部和中部地区。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弥合城乡发展鸿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效推进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夯实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为最大化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潜能,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机制至关重要。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根据数字经济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内涵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中国数字经济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效应。基准回归结果与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即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典型的动态“N型”非线性影响;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马太效应”使得数字经济在财政透明度高的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小地区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赋能效应相对更强,而在财政透明度低的地区及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则表现为抑制;以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作为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在此过程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据此提出建议:加快数字新基建建设,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有效发挥数字技术要素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乘数效应;加快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数字乡村建设进程,加大互联网提速降费步伐,缩小不同区域、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补齐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和民生短板;以财政投入作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资金保障。

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以及“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深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占GDP总量4成以上,已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具有空间关联特性,能够突破地理限制,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牵引带动作用。然而,由于技术的中立性和资本的逐利性,数字经济联动区域一体化建设过程中面临数据安全、主体地位异化、数字治理秩序混乱等问题。聚焦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的辩证关系,采用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从域外语境与本土实践两个维度分析双重空间叠加作用下的经济事实面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联动区域一体化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权益破坏和数字劳动领域异化等非经济价值的损失,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基于此,重构大数据应用的抽象价值体系,提出经济价值目标应关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机制、资源优化效应和高标准效应,以及数据自由流通的空间整合机制;非经济价值目标则应强化公民数据权利保障和数字劳动领域平等正义实现。研究进一步揭示资源分配不均衡、技术应用能力差异和制度实施差异构成的发展张力,并提出价值融合的制度优化路径:构建数字经济赋能区域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最大化经济福利产出,强化监管职能保障非经济目标实现,协调规制工具完善规范体系,旨在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解决数据孤岛和数据壁垒问题以及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旨在厘清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测量京津冀整体及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明确划分京津冀三系统当前所处协调发展类型,并分析影响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本文构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而采用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衡量各系统的发展情况;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确定京津冀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并判断北京、天津、河北三系统耦合协调类型;最后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通过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分析影响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通过对2009—2022年京津冀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首先,京津冀地区整体上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上升;其次,分地区分系统来看,京津冀三地均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格局;再次,耦合协调评价结果显示,京津冀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逐步上升,北京、河北三系统由“勉强协调”优化为“良好协调”,天津由“濒临失调”调整到“良好协调”,三地均从“过渡调和区间”进入“协调发展区间”;最后,教育文化对北京、河北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大,基础设施则对天津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在推进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制定差异化的地区发展策略。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国家低碳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9年我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2010年开始推行的3批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事件研究、合成DID以及广义合成估计等方法,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选取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业集聚等作为中间作用机制变量,同时控制要素配置、金融发展、金融效率、信息化、市场化和环境规制等因素。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城市GTFP水平,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试点政策作用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与效应,技术创新、产业集聚起到调节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调节抑制作用。动态效应分析显示,政策实施后的平均处理效应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处理效应逐步提高。旨为评价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效果、持续推进国家低碳战略提供实证支撑,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尽早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资源衰退型城市普遍面临整体经济发展迟缓的困境,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是资源型城市集中区域,其经济发展受限状况尤为显著。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行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旨在改善资源衰退型城市发展困局,进而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绿色转型。选取2010—2019年东北三省34个城市面板数据,依据我国2014年推出的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对比处理组与对照组来准确辨识该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并评估处理效应,目的在于检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产业高级化水平的作用,以及地方财政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显示: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效推动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同时,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新能源产业发展示范效应的充分发挥,财政压力的增加会对试点实施的长期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加速推进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警惕盲目扩张带来的风险,着力减少新能源示范城市财政约束,充分释放国家政策对新能源示范城市的支持效能,以此推动新能源产业以及地区经济稳健发展。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治理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生态环境治理也逐渐成为各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工作内容。当前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面临多重复杂背景及挑战。基于我国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案例的对比研究,试图通过对这两个案例不同治理样态下的详细解读,提炼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困境、治理逻辑及其治理对策。从我国现阶段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问题出发,提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转型中出现的“碎片化治理”“精细化治理”“运动式治理”“整体性治理”样态。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通常表现出政策执行偏差、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治理资源缺乏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提升政策执行韧性、引入嵌入性自主治理理念,强化基层组织能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畅通沟通联结机制、构建治理共同体,以期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治理建议,通过城市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与提升,助力我国城市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数据要素已成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明确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理论机制,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潜能是数字时代的焦点。沿着“数据—数据资产—数据要素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演进逻辑,厘清数据要素价值化概念及其形成依据,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论证数据价值实现机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化形态、价值化路径、运行机制三者的高效统一,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交换理论、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视角,探寻数据要素价值化路径。数据要素化带来的智能化、自动化替代了人类的简单劳动,降低了交换成本和交换时间,为人类转向经济附加值更高、抽象化的复杂劳动提供了基础,增加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数据规模扩张推动“生产资料公有制”由设想变成现实,虚拟的数据空间与实体产业相互交融助力产业生态“共同体”的快速形成,数据安全克服数字技术的无边界、无中心特性,数据治理为社会公众监察、选择性购买、组织环保活动提供了新途径。为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我国应打破数据中心“重建轻用”,加快数据劳动力在不同领域的场景化应用,完善数据资源采集、管理、应用与安全等标准体系,打造以数据驱动为导向的产业生态。

数字技术已逐渐被制造业企业采用。为探明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机理,以企业协同合作为中介变量,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为调节变量,构建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机理模型。选取2012—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采取层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投入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投入通过影响企业协同合作,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产生影响;国外技术引进在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协同合作的影响中有调节效应;国内技术购买在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中有调节效应。政府应加快数字产业发展,引导企业共享生产数据,完善并运用数字技术辅助技术攻关;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数字技术应用成果转化。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进程中,企业如何治理环境,提高环境绩效,受到众多学者广泛关注。选取2012—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度量企业忧患意识,实证检验忧患意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和检验企业创新在忧患意识影响环境绩效中的作用,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忧患意识与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创新在忧患意识影响环境绩效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企业创新提高环境绩效;相比于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更能有效促进环境绩效的提高。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关键期,持续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是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的关键举措之一。而评价营商环境优劣,企业最有发言权。以企业视角为出发点,创新性地引入气象学领域的体感理念,综合运用多源大数据构建企业营商环境体感指数评价体系,并对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全国和各省份企业营商环境体感情况进行测评,验证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科学性、灵敏性。在此基础上,分析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指出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对大环境变化的感受更为敏感,最后提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政策的调整,育龄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逐渐凸显,隔代照料成为儿童照料的普遍方式。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探索隔代照料对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工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异质性结果分析来看,隔代照料只对非城镇地区、体制外的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就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相对而言,东部地区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就业受隔代照料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从实现女性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出发,政府应推动正规照料机构的配置,鼓励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安排。同时,应完善流动老人的社会保险服务,对提供照料服务的老年人进行补贴,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减轻育龄女性全职就业压力。

基于辽宁省434份蔬菜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社会信任变量、风险感知变量和施药行为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的方法,验证社会信任与风险感知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不同的作用路径和作用强度,社会信任对施药行为存在直接影响,且其通过风险感知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施药行为,但是培训经历对这一作用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基于研究结果,从加强农药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菜农风险预判程度和搭建有效信息平台等方面,提出完善农药生产经营主体信用档案,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利用新媒体加强信息交流与技术培训等提高农户社会信任的针对性措施。

在考虑碳排放的情况下,静态层面建立DEA模型,动态层面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内地除西藏自治区外的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2013—2021年生产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Tobit模型研究影响工业生产效率的相关因子。结果表明:地区间工业生产效率差距较大,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总体生产效率正增长;政府制定的低碳环保政策对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此,提出科学安排技术研发投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重视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以及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等建议,旨在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生态系统是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封锁,提升自主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探索核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及其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模块化视角,从情境、结构、机制三个层面对大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实现机制进行纵向单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在政策、技术、市场情境因素加持下,产品模块化、系统模块化和平台模块化构成企业创新合作基础;在模块化驱动下,逐渐演化形成包括创新主体适应机制、创新资源互动机制与创新要素共生机制的实现机制;在情境因素与模块化共同赋能下,核心企业的定位呈现从开拓者、主导者到引领者的角色嬗变,创新生态系统呈现从条链式、网络式到聚合式的创新网络结构演化。相关企业应精准把握情境因素、有效推进模块化战略、持续优化创新实现机制,以推进创新生态系统演化。

突发事件及随机冲击影响了管理情境,对时序动态综合评价方法有效性提出了新要求。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使得一类时序动态综合评价值波动显著异于以往状态,如评价值出现骤跌然后缓慢爬升至较低水平并持续波动,此时被评价对象的评价值已经击穿经典双激励控制线的负激励线并持续处于下行状态,从而使得经典激励评价方法有效性有待改进。面对这种情况,提出具有情境调节特征的递归激励评价方法,针对分割式赛汝(SERU)生产系统的员工特征,首先通过对赛汝多能工的生产状态进行马氏过程预测,预测出多能工下一生产状态的概率分布,根据得到的概率分布得出每一阶段的递归值并且结合双激励线方法对多能工的递归值进行激励评价,最后结合犹豫模糊函数求解具有隶属度的时间权重,得到具有隶属度时间权重的评价值。通过考虑结合赛汝生产系统这一时代新型生产系统,证明该方法具有更好的柔性和鲁棒性。

在“宅经济”盛行的今天,提升在线用户转化率是App企业抢占市场、发掘商业潜力的主要途径。基于心理账户视角,运用推拉锚定模型,实证研究在线用户转化机理。研究发现:用户对产品缺陷越厌倦,心理账户的非替代性强度、预算性强度越弱,用户越容易改变心理账户设置与预算分配,进而产生消费行为;用户感知到的产品价值越大,心理账户的非替代性强度、预算性强度越弱,越容易产生消费行为;最优刺激水平高的用户更容易厌倦产品缺陷,心理账户非替代性强度、预算性强度更容易受产品缺陷厌倦感影响;最优刺激水平高的用户更容易感知产品价值,心理账户非替代性强度、预算性强度更容易受感知产品价值影响。据此提出突出付费产品特点、提升用户感知价值、完善用户激励机制、向App用户进行针对性营销推送等提高用户转化率的营销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基于比较优势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适应供需关系变化开展的深刻变革,也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进行的战略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但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仍有一些堵点有待疏通。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推动形成供需之间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又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赢得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推动实现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探析我国共同富裕发展及地区差异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从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立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五个维度构建结果型共同富裕评价体系,通过熵权Topsis法对我国共同富裕进行测度,使用Moran's I指数和Kernel核密度估计揭示七大地区共同富裕的动态演进情况,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共同富裕的地区差异及来源。研究表明: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五大维度发展存在差异,环境宜居宜业的权重大但发展缓慢;地区间存在梯度分布和空间集聚现象,西北、华中地区存在追赶效应,华南地区发展动力不足,东北地区增速较低且未来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有扩大趋势;地区内部协调性逐渐上升,地区间协调发展仍存在较大不足。

针对同时考虑取送货和分时电价的电动车与燃油车混合车队车辆路径问题,以车辆固定成本、行驶成本、制冷成本、货损成本、时间窗成本、碳排放成本和充电成本之和最小为目标,构建生鲜品配送车辆路径优化模型,设计融合邻域搜索的遗传模拟退火混合算法并求解。结果表明:相比于取送分离,同时取送货模式能够显著提升配送效率,提高车辆装载率;通过技术升级适当增加电动车的电池容量,能够弱化车辆路径方案对充电设施的依赖程度,有效降低配送成本;通过与遗传算法、遗传变邻域混合算法运行结果对比,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为冷链物流企业在配送环节实现节能减排、降本增效提供借鉴和参考。

探究政府补贴政策对不同混合回收模式中供应链成员利润和整体利润的作用,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回收模式中供应链成员利润和整体利润的变化,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指出政府补贴额度的增加可提高最优回收模式中各回收主体利润和供应链整体利润,得到闭环供应链最优回收模式,提出提高补贴额度、增强宣传教育、完善补贴机制、打造产业集群等对策建议,为闭环供应链回收模式选择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

为缓解老龄化趋势下养老金支出不断增加的压力,以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探讨延迟退休的养老金待遇给付标准设计。建立养老金财富精算模型,从精算中性的视角测算我国9个省份精算因子Φ值和α值,并测算利率变化对精算中性调整系数α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北京、海南、河南和黑龙江,按照目前的养老金给付制度,延迟退休会增加参保人的养老金财富。若改革退休制度、延迟退休年龄,对不同退休年龄参保人养老金待遇的给付标准可以参考α值设定。

为满足游客日趋个性化的旅游需求,定制旅游越来越受到关注。针对小型团体游客的旅游产品定制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游客需求和在线旅游产品信息的旅游产品定制方法。在线收集旅游产品信息,获取某小型团体游客旅游需求;根据旅游需求在已收集的在线旅游产品中初步筛选适合的产品,计算所选产品满足游客需求的程度和其效用值,选取效用值较高的产品作为初始旅游产品;进一步通过选择或调整得到可使游客满足程度达到一定阈值的旅游产品方案,并通过算例说明给出方法的可行性与实用性,旨在推出一种能够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定制方法。

健全的财税体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为厘清税收负担、财政自给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有效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选取长三角41个城市2008—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极值熵值法测算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运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税收负担和财政自给率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看,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呈阶段性波动趋势,且区域异质性明显,上海居于首位,浙江和江苏次之,安徽相对靠后。从子系统看,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指数中绿色>创新>开放>共享>协调。从实证结果看,税收负担和财政自给率都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税收负担与财政自给率的交互项亦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控制变量中,政府支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确定,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民营经济是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宏观层面数字经济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相匹配,从韧性角度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民营企业韧性的影响,指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韧性;基于区域、企业规模和类型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规模较小和高技术民营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大。提出从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完善民营企业增信体系、加强政策帮扶等方面提高数字经济对民营企业韧性正向影响的建议,旨为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