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与医疗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盼的重要领域,关系国计民生。本文以教育和医疗为视角,探讨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教育与医疗的可及性、服务质量与个性化水平,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教育均等化、助力个性化学习和促进终身教育提升了教育的质量和公平性;数字经济通过远程医疗、个性化健康管理和优化公共医疗服务提升了医疗的可及性和质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增长跟踪调查(IGDS)结果显示,受访者对数字化教育的满意度较高,同时呈现较明显的学历和城乡异质性,农村居民和低学历人群的满意度普遍更高;受访者对数字化医疗总体较为满意,同时呈现较明显的地区异质性,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省等医疗资源相对较少地区的受访者满意度较高。可见,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对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应进一步加强数字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的建设,并加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性。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家电产业发生深刻变革。立足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围绕数字技术重塑家电产业供需结构与运行逻辑问题,系统分析中国家电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现实进展与主要约束,揭示其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意义。运用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供给端与需求端两个层面,对中国家电产业制造体系、渠道结构、要素配置、产品形态及消费模式等方面的演进进行整体性考察与结构性分析。研究表明:在供给端,制造环节实现智能工厂升级和生产模式转变,提升生产效率与精度,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销售环节传统渠道升级,新型渠道涌现,社交媒体电商增长迅速;产品终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化,构建产品生态圈;在要素配置上,信息化平台整合产业全流程,推动供需匹配智能化。在需求端,数字时代使家电消费需求向智能消费、个性化需求转变,消费习惯呈现场景化、重服务特点;新兴消费群体崛起,推动产品向智能化、场景化发展。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家电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应对能力仍然不足、数字生态转型困难、服务理念和模式相对滞后。面向未来,中国家电产业需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顾客价值,建设“家居互联”平台,构建新销售渠道和智能新零售场景,实现产业的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基于“经济—社会—生态”三维框架,系统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区域异质性。通过整合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夜间灯光数据、人口密度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等多源遥感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升了县域经济包容性,但区域分化明显,中部地区经济效应最突出,东北地区受传统产业路径依赖制约效果微弱;社会维度仅呈微弱改善,且存在技术排斥现象,西部地区因填补公共服务空白而受益,中部地区则因弱势群体适应性不足加剧社会分化;生态维度整体作用不显著,仅西部地区通过数字生态监管技术实现局部改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区域异质性特征,强调县域数字化转型需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与政策执行能力开展。基于此,提出“三维协同”政策框架,建议将生态目标纳入考核体系、分类施策弥合区域差异,并通过夯实数字基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利益共享机制等路径,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与包容性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海归群体所拥有的跨国资本是衔接全球创新网络与本土产业升级的关键资源。基于布迪厄资本理论,深入剖析海归所拥有的跨国资本如何赋能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旨在解答三大核心问题:海归跨国资本的多元构成与特征、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制以及本土化转化中的关键挑战与优化路径。采用理论建构与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海归跨国资本分析框架,将跨国资本解构为符号、社会、文化、经济四维结构,揭示其动态性与情境性特征。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海归跨国资本可通过知识扩散与再生产效应,赋能科技创新;通过资源整合效应,优化生产要素配置;通过优化生态效应,完善制度环境,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跨国资本在本土化转化中面临“水土不服”、制度环境不同步、社会文化支持不足等挑战。据此提出了构建多维度服务赋能体系、提高制度环境适配度、提升社会文化认同三方面的实践路径。研究拓展了资本理论的跨国应用场景,搭建了“跨国资本—新质生产力”的关联分析框架,为释放海归资本潜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是缓解流通过程损耗、优化供需匹配的关键路径。针对随机产出与需求叠加的复杂情境,构建由农户、单一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模型,聚焦生产努力与保鲜努力双重驱动下的协调机制。通过对比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模式,揭示分散决策下供应链成员利润总和显著低于系统总利润的固有矛盾,并由此提出以生产努力、保鲜努力、销售定价及订货量为核心的最优决策框架。进一步设计“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契约与风险共担策略相结合的协调优化方案,证明该复合契约能够有效消除双重边际效应,使分散决策的期望利润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集中决策水平。研究发现:供应链协调的实现依赖于成员角色的精准定位——供应商通过深度关注消费者效用可显著提升生鲜农产品流通规模,形成多方共赢格局;而企业主动分担农户生产风险则成为提升全链利润的关键杠杆,其风险补偿机制可同步激励农户提升生产努力水平与产品质量。旨在为多级生鲜供应链的契约协调提供“生产—保鲜—流通”三维协同决策范式,为破解农产品供应链的牛鞭效应、促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机遇与风险并存。组织韧性作为企业在面对内外部冲击和挑战时表现出的抵御、应对以及恢复的能力,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和保障。伴随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组织韧性的联系愈发紧密。为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0—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增强组织韧性。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各个阶段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起步阶段的基础数据布局对组织韧性正向影响最大。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还存在行业异质性,技术密集型行业最大,资本密集型行业次之,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双元创新显著提升组织韧性,并且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介作用检验中,利用式创新占据主导地位,其贡献远超探索式创新,是数字化转型增强组织韧性的关键路径。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之间作用机制的理解,激励其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也为政府部门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在国际形势紧张、经济复苏缓慢的外部环境下,我国面临国内有效需求疲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增多等挑战。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仅考验经济体系的适应能力,也对其可持续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增强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即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基础设施作为高效、智能且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系统,是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重要方式。基于2011—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作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强创新能力和加快数字化转型间接发挥赋能作用,同时存在通过提高创新能力进而促进数字化转型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最大,西部城市次之,中部城市作用最不明显。此外,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促进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角度剖析和验证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具体机制和效果,丰富了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提出加强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激发创新活力,促进数字化转型进程,改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联动发展,发挥新型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等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包容性发展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通过赋能三次分配机制,显著优化了收入分配格局。基于2024年第一季度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技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在初次分配层面,数字技能通过重构劳动力市场,显著提升了劳动者收入水平,其中高数字技能群体的收入增长效应尤为突出,但技能分层现象加剧了收入差距;在再分配层面,数字技术驱动的政府治理转型通过智能税收监管、精准社会保障和数字化公共服务,有效提升了再分配政策的公平性与效率;在第三次分配层面,数字技术通过降低慈善参与成本、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拓宽捐赠渠道,推动慈善捐赠规模增长,市场化与社会化协同机制初步形成。然而,数字鸿沟问题依然存在,表现为农村人口与低技能群体在技术获取、使用及受益上的结构性劣势。基于此,应构建“数字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均衡—数智赋税—慈善透明化”的四维政策体系,以数字技术包容性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在就业结构、就业形态、就业质量以及区域均衡等多方面对中国就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但也引发了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结构性就业矛盾、行业内卷、算法霸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对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和推动共同富裕具有深远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有必要在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加大数字化就业支持力度,优化就业环境,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规范平台企业用工管理体系,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经济,将有限的人力资本转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打造更加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充分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活力,为实现新发展格局下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与就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加速演进,成为提升城市碳生产率的重要力量。选取2010—2022年我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容量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不同区域进行异质性检验,并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进行传导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推动城市碳生产率提升。基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突破数字技术壁垒,提升创新能力;缩小不同区域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采用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优化等方式来促进碳生产率的提升;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多变,商业发展及数字技术应用的交叉融合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成为企业顺应时代发展的首要变革方式。在当前外贸需求萎缩的现实境遇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受到企业和学界的共同关注。借助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以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为考察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企业在经受冲击后具有更高的出口韧性,说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具有积极作用,该结果在多次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具有较高可信度。其作用机制表现为,企业的流动比率在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财务流动性,增强了企业在外部冲击下的出口韧性。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缓解企业创新投入不足,从而提高企业的出口韧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提升效应较为显著。研究旨在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学术成果,为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与居民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既是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微观问题,也是影响我国文化消费政策制定的宏观问题。采用宏观和微观数据相结合的方式,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和数字化创新三方面构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和西藏地区除外)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生命周期家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以及不同地区家庭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数字经济对户主年龄在60岁及以上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户主年龄在30~39岁的家庭;数字经济对中等偏上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高收入家庭;数字经济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两方面促进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应积极鼓励数字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丰富数字文化产品供给,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培育壮大数字文化消费新业态,拓展文化消费场景,释放数字文化消费潜力。

智慧工厂微型化是中小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路径。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将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Scopus等中英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检索微型智慧工厂的相关文献。结合微型工厂、智慧工厂等有关研究,界定微型智慧工厂的概念与内涵,从概念主体、技术基础和发展目标3个方面分析微型智慧工厂的构成要素,认为微型智慧工厂相较于智慧工厂具有主体特殊性、技术相似性、主体适用性和功能基础性的特征,辨析微型工厂、智慧工厂、智能制造与微型智慧工厂等概念间的差异。同时,结合微型智慧工厂应用情景,按照“影响因素—发展障碍—实现路径—目标和结果”逻辑构建微型智慧工厂研究框架。研究发现:微型智慧工厂的影响因素涉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等3个方面,微型智慧工厂的发展障碍包含资金障碍、技术障碍、人才障碍和认知障碍,微型智慧工厂的实现需要解决资金、技术、人才、认知、管理支持等5个方面问题,微型智慧工厂的目标和结果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存在差异。从建设与实践、理论框架、效益及治理、成长变化与边界效应等4个维度提出微型智慧工厂未来发展方向,为微型智慧工厂理论研究及我国智能制造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并购重组已经成为证券市场主要的商业行为。为探析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5—2021年所有发生并购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严格控制时间与个体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回归检验,对并购重组问询函相关的经济后果及其特性进行拓展性分析,并探究不同融资压力水平下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并购重组问询函能够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双重路径显著提高被问询企业的ESG表现;收函对企业ESG评分的影响表现为短期效应,收函后企业ESG披露信息质量有所改善,且作用机制同ESG表现相似;揭示了并购重组问询函有效性的变化,发现其对ESG表现的提升效果在2019年后显著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验证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优化作用,指出处于不同融资压力下企业的监管效应存在异质性,企业的融资活动对潜在风险的承受能力削弱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

城市交通是城市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之一,探究高效能碳减排路径对促进交通运输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北京市作为人口集中、经济活动频繁的城市,其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不容小觑。中国政府承诺力争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因此,研究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索有效的碳减排措施,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市为例,使用“自上而下”法计算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各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多个子系统,包括人口与经济子系统、交通子系统、能源与碳排放子系统和私人汽车成本子系统,通过模拟预测北京市城市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研究不同减排策略下的碳排放量变化。对北京市交通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近年来北京市交通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且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为扩张连接或弱脱钩,未达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通过仿真模拟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发现调整车辆能源结构、控制私人交通出行需求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交通碳排放的有效措施。通过推广新能源汽车、实施严格的限行政策和提高节能技术水平,可以显著降低交通碳排放量。不仅从政策的生态效益角度考察了碳减排措施的实施作用和影响,还从经济效益角度进行了评估,丰富了交通碳减排政策措施的评估范畴。此外,还考虑了政策实施带给消费者的成本变化,从政策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角度综合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引导作用,为政府部门选择高效合理的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为其他地区的低碳交通建设提供参考,对于实现交通运输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新型消费不仅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对于扩大内需、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梳理新型消费市场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当前新型消费的主要困境和未来前景,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十四五”时期中国新型消费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数字消费规模快速增长,消费内容多元化品质化;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家电销量亮眼;健康意识显著增强,健康消费加快提质扩容。然而,中国新型消费还面临高品质供给不足、居民收入预期偏弱、监管与标准及基础设施等新型消费环境不够成熟的限制性因素,抑制新型消费潜力释放。展望“十五五”时期,新型消费发展前景可期,技术变革持续引领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绿色消费逐步普及激发市场新活力,人口结构变化蕴含新型消费新动能。因此,中国今后应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新型消费需求,以增强消费预期释放新型消费潜力,以加强“软”制度和“硬”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新型消费环境。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全面揭示2011—2021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西藏数据缺失)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发展存在失衡现象,趋于非均衡化发展,创新发展得分最高,开放发展水平最低,且各维度之间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且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整体协调性正在逐渐增强,区域差距逐渐缩小;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差距参差不齐,呈现差异化演变态势。区域间差异是引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差异程度大小依次是东—东北部、东—中部、东—西部、西—东北部、中—东北部、中—西部,而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且显著高于东北、西部和中部地区。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弥合城乡发展鸿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效推进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夯实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为最大化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潜能,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机制至关重要。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根据数字经济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内涵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中国数字经济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效应。基准回归结果与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即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典型的动态“N型”非线性影响;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马太效应”使得数字经济在财政透明度高的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小地区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赋能效应相对更强,而在财政透明度低的地区及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则表现为抑制;以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作为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在此过程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据此提出建议:加快数字新基建建设,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有效发挥数字技术要素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乘数效应;加快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数字乡村建设进程,加大互联网提速降费步伐,缩小不同区域、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补齐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和民生短板;以财政投入作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资金保障。

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以及“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深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占GDP总量4成以上,已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具有空间关联特性,能够突破地理限制,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牵引带动作用。然而,由于技术的中立性和资本的逐利性,数字经济联动区域一体化建设过程中面临数据安全、主体地位异化、数字治理秩序混乱等问题。聚焦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的辩证关系,采用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从域外语境与本土实践两个维度分析双重空间叠加作用下的经济事实面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联动区域一体化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权益破坏和数字劳动领域异化等非经济价值的损失,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基于此,重构大数据应用的抽象价值体系,提出经济价值目标应关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机制、资源优化效应和高标准效应,以及数据自由流通的空间整合机制;非经济价值目标则应强化公民数据权利保障和数字劳动领域平等正义实现。研究进一步揭示资源分配不均衡、技术应用能力差异和制度实施差异构成的发展张力,并提出价值融合的制度优化路径:构建数字经济赋能区域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最大化经济福利产出,强化监管职能保障非经济目标实现,协调规制工具完善规范体系,旨在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解决数据孤岛和数据壁垒问题以及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旨在厘清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测量京津冀整体及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明确划分京津冀三系统当前所处协调发展类型,并分析影响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本文构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而采用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衡量各系统的发展情况;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确定京津冀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并判断北京、天津、河北三系统耦合协调类型;最后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通过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分析影响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通过对2009—2022年京津冀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首先,京津冀地区整体上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上升;其次,分地区分系统来看,京津冀三地均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格局;再次,耦合协调评价结果显示,京津冀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逐步上升,北京、河北三系统由“勉强协调”优化为“良好协调”,天津由“濒临失调”调整到“良好协调”,三地均从“过渡调和区间”进入“协调发展区间”;最后,教育文化对北京、河北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大,基础设施则对天津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在推进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制定差异化的地区发展策略。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国家低碳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9年我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2010年开始推行的3批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事件研究、合成DID以及广义合成估计等方法,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选取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业集聚等作为中间作用机制变量,同时控制要素配置、金融发展、金融效率、信息化、市场化和环境规制等因素。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城市GTFP水平,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试点政策作用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与效应,技术创新、产业集聚起到调节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调节抑制作用。动态效应分析显示,政策实施后的平均处理效应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处理效应逐步提高。旨为评价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效果、持续推进国家低碳战略提供实证支撑,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尽早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资源衰退型城市普遍面临整体经济发展迟缓的困境,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是资源型城市集中区域,其经济发展受限状况尤为显著。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行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旨在改善资源衰退型城市发展困局,进而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绿色转型。选取2010—2019年东北三省34个城市面板数据,依据我国2014年推出的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对比处理组与对照组来准确辨识该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并评估处理效应,目的在于检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产业高级化水平的作用,以及地方财政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显示: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效推动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同时,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新能源产业发展示范效应的充分发挥,财政压力的增加会对试点实施的长期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加速推进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警惕盲目扩张带来的风险,着力减少新能源示范城市财政约束,充分释放国家政策对新能源示范城市的支持效能,以此推动新能源产业以及地区经济稳健发展。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治理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生态环境治理也逐渐成为各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工作内容。当前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面临多重复杂背景及挑战。基于我国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案例的对比研究,试图通过对这两个案例不同治理样态下的详细解读,提炼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困境、治理逻辑及其治理对策。从我国现阶段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问题出发,提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转型中出现的“碎片化治理”“精细化治理”“运动式治理”“整体性治理”样态。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通常表现出政策执行偏差、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治理资源缺乏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提升政策执行韧性、引入嵌入性自主治理理念,强化基层组织能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畅通沟通联结机制、构建治理共同体,以期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治理建议,通过城市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与提升,助力我国城市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数据要素已成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明确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理论机制,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潜能是数字时代的焦点。沿着“数据—数据资产—数据要素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演进逻辑,厘清数据要素价值化概念及其形成依据,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论证数据价值实现机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化形态、价值化路径、运行机制三者的高效统一,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交换理论、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视角,探寻数据要素价值化路径。数据要素化带来的智能化、自动化替代了人类的简单劳动,降低了交换成本和交换时间,为人类转向经济附加值更高、抽象化的复杂劳动提供了基础,增加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数据规模扩张推动“生产资料公有制”由设想变成现实,虚拟的数据空间与实体产业相互交融助力产业生态“共同体”的快速形成,数据安全克服数字技术的无边界、无中心特性,数据治理为社会公众监察、选择性购买、组织环保活动提供了新途径。为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我国应打破数据中心“重建轻用”,加快数据劳动力在不同领域的场景化应用,完善数据资源采集、管理、应用与安全等标准体系,打造以数据驱动为导向的产业生态。

数字技术已逐渐被制造业企业采用。为探明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机理,以企业协同合作为中介变量,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为调节变量,构建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机理模型。选取2012—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采取层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投入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投入通过影响企业协同合作,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产生影响;国外技术引进在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协同合作的影响中有调节效应;国内技术购买在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中有调节效应。政府应加快数字产业发展,引导企业共享生产数据,完善并运用数字技术辅助技术攻关;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数字技术应用成果转化。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进程中,企业如何治理环境,提高环境绩效,受到众多学者广泛关注。选取2012—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度量企业忧患意识,实证检验忧患意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和检验企业创新在忧患意识影响环境绩效中的作用,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忧患意识与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创新在忧患意识影响环境绩效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企业创新提高环境绩效;相比于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更能有效促进环境绩效的提高。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关键期,持续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是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的关键举措之一。而评价营商环境优劣,企业最有发言权。以企业视角为出发点,创新性地引入气象学领域的体感理念,综合运用多源大数据构建企业营商环境体感指数评价体系,并对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全国和各省份企业营商环境体感情况进行测评,验证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科学性、灵敏性。在此基础上,分析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指出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对大环境变化的感受更为敏感,最后提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政策的调整,育龄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逐渐凸显,隔代照料成为儿童照料的普遍方式。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探索隔代照料对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工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异质性结果分析来看,隔代照料只对非城镇地区、体制外的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就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相对而言,东部地区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就业受隔代照料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从实现女性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出发,政府应推动正规照料机构的配置,鼓励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安排。同时,应完善流动老人的社会保险服务,对提供照料服务的老年人进行补贴,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减轻育龄女性全职就业压力。

基于辽宁省434份蔬菜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社会信任变量、风险感知变量和施药行为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的方法,验证社会信任与风险感知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不同的作用路径和作用强度,社会信任对施药行为存在直接影响,且其通过风险感知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施药行为,但是培训经历对这一作用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基于研究结果,从加强农药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菜农风险预判程度和搭建有效信息平台等方面,提出完善农药生产经营主体信用档案,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利用新媒体加强信息交流与技术培训等提高农户社会信任的针对性措施。

在考虑碳排放的情况下,静态层面建立DEA模型,动态层面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内地除西藏自治区外的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2013—2021年生产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Tobit模型研究影响工业生产效率的相关因子。结果表明:地区间工业生产效率差距较大,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总体生产效率正增长;政府制定的低碳环保政策对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此,提出科学安排技术研发投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重视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以及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等建议,旨在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