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AD-AS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进行详细分析，发现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有来自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的动因。在需求方面，投资增长、政府购买支出增长、净出口增长和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加提高了总需求水平，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在供给方面，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质量的提高是增加总供给的必要基础条件；劳动力从一次产业向二次、三次产业的转移没有降低一次产业的产量，反而极大地提高了二次、三次产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提升提高了要素的边际产出能力，改善了生产函数；经济改革不断深入，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调动了无穷的生产潜力。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增加有效供给的合力，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供给方面的因素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特色因素，也是区别于很多发达国家的特殊因素。研究最后得出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辽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状态，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已成为制约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势在必行。立足辽宁实际，在明确辽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遵循的四个原则的基础上，提出辽宁经济发展方式应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依赖型向科技进步依赖型转变，从投资依赖型向消费、投资、出口均衡推动型转变，从不可持续发展型向可持续发展型转变，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型转变，从固化城乡二元结构型向消除二元结构型转变五种转变路径，这对辽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地下钱庄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我国对地下钱庄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基于其组织的非正规性而非其行为的违法性，对地下钱庄行为更多地是借助刑法规制和执法严惩而非制度规范和监管指引。以刑法与经济法互动为视角，对地下钱庄所从事的三类主要业务进行具体分析，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细致梳理和客观评价，并结合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和地下钱庄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和防控对策。提出在治理地下钱庄的过程中应当做到经济法规制在前、刑法惩治在后，监管在前、执法在后，宽严相济、疏堵结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