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载体,其话语体系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并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历经的创立探索、拨乱反正、加强改进、拓展发展、守正创新五个阶段,总结其基本经验,深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期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低碳生活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组(IGDS)围绕低碳生活展开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居民具有环境保护责任感,对低碳行为具有良好预期,愿意为低碳生活承担额外成本,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低碳生活实践取得显著效果,但低碳生活转型在认知和实践层面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切实推动低碳生活方式,应加强针对性宣传教育,培育城乡居民低碳生活意识;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注重低碳生活的市场化激励与精准性财政支持;立足吃穿住行用游低碳生活实践,以供给系统变革促进低碳生活方式;完善基础设施,为广泛形成低碳生活方式提供硬件保障。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个人碳减排情况愈发受到社会关注。2021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研究》表明,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53％,可见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之一在于全民消费低碳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从公众认知、公众行为、政府宣传、实践成效四个方面对西北地区居民绿色消费行为和碳普惠实践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普遍具有较强的绿色消费意识和环保意识,但对具体如何减少碳排放仍需要更多宣传科普;被调查者的绿色消费行为覆盖衣、食、住、行、游等消费领域,但低碳生活成本带来一定经济压力;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宣传力度较大,但公众参与碳普惠活动的效果并不理想,需要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加强碳普惠活动宣传,完善激励措施。据此提出西北地区规范发展碳普惠的政策建议。

伴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包容性特点更加突出,通过构建包容性的绿色低碳经济,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公众认知角度选取华东地区为调研范围,就包容性低碳消费环境建设情况开展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的绿色低碳意识正在持续提升,对当地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建设信心较强,国家政策导向、政府宣传效力、居民的主观认知水平是影响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三个重要因素。政府对营商环境的体制机制等的顶层设计、科技创新水平以及重点企业转型升级等是建设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重要着力点。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等也会影响居民的绿色低碳消费方式。因此,对接绿色低碳消费的重点领域企业转型升级、注重绿色低碳消费方式的宣传引导、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好宣传引导等举措是优化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必要措施。以山东省包容性绿色低碳消费环境建设实践为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华东地区优化绿色低碳消费环境的具体路径。

党史学习教育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从历史逻辑看,它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经验的深刻总结;从现实逻辑看,它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举措。深入探究党史学习教育的三重逻辑,对持续推进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之一。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运用CiteSpace工具,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为数据源,对高质量发展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图谱分析和量化研究。结果显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理论研究正处于上升发展期,发文量逐年攀高;在研究领域上,经济方面的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研究聚焦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路径、机制和评价等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深化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特征和评价体系研究,加强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和实践探索研究,拓宽高质量发展领域的研究视野,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2019年修订《证券法》增加了对信息型操纵的规制,但仍存在一定不足,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信息型操纵市场的认定不完善。分析操纵市场这一行为类型的发展以及信息型操纵市场的机制原理和产生原因可知,信息型操纵市场是以信息运用为基础的操纵市场行为。为进一步探索信息型操纵市场的认定要件,以17个典型案例为样本,分析得出信息型操纵市场行为的认定标准为“一释放、二信息、四模式”。结合全国首例信息型操纵市场民事赔偿案展开论证,根据相关民事法律理论,认为信息型操纵市场的司法认定要件包括:行为人实施了相关操纵行为,投资者遭受损失,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探讨颠覆性创新反作用于平台生态系统的影响对平台企业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模块化理论研究视角,以短视频巨头抖音平台为研究对象,分析颠覆性创新影响平台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从平台模块交互行为、创新结构及平台治理机制三方面,结合抖音平台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颠覆性创新对于平台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颠覆性创新对平台生态系统的影响表现为:改变模块交互行为,各模块内部自主性提高,加快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创造;简化平台治理机制,提升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效率,有助于平台稳定良性运行;优化平台创新结构,打破平台生态系统创新瓶颈,进一步促进平台快速发展。

随着服务水平成为影响消费者选择购买渠道的重要因素,零售商间服务策略引起了广泛关注。针对服务的正、负外溢效应同时存在的情况,以博弈方有限理性为前提,运用博弈理论分析是否引入制造商监察机制两种情况下的零售商间服务策略。结果表明:无约束条件下零售商的策略只与服务提供的收益和成本有关,有约束条件下零售商行为策略选择与监督奖惩机制密切相关;合理的监督奖惩机制会大大提高零售商的积极性。据此提出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优化对零售商的服务举措、引入合理的监督和奖惩机制等对策建议,为企业服务策略选择提供管理启示。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发展低碳经济、挖掘低碳消费潜力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IGDS调查数据,从行为、认知、态度和责任四个维度对西南地区包容性低碳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对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低碳消费行为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川、重庆和云南在低碳行为和低碳态度方面显著优于贵州和西藏;而在低碳认知和低碳责任方面,贵州和西藏落实效果更佳。选取重庆市作为代表省份对低碳消费社会特点进行案例研究,并从政府宣传、低碳行为、低碳认知、低碳责任和碳普惠路径等五个角度提出西南地区构建包容性低碳消费社会的对策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在司法中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应当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然而,目前我国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存在缺少明确法律规定、缺少非法电子证据认定及排除标准、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效果欠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完善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以立法形式将电子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设置不同的排除标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引导刑事司法实践。

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数字化人才则是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主要抓手。然而,当下制造业人才吸引力不足、人才规模与素质存在结构性失衡、院校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已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掣肘。政府、院校、机构各方应当协同合作,构建系统高效的制造业人才协同培育体系,着力推进制造业人才的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我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在战略对接与机制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格局,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当前,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交织。机遇:我国国际影响力、区域经济塑造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感召力显著提升;挑战:部分域外势力频频搅局干扰周边地区,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国家与我国合作水平和合作意愿亟待提升,我国对周边国家开放水平的短板亟待补齐。据此提出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强化战略与政策对接,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盘,完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提高协作互补能力;发挥沿边地区开放功能,提升对外合作水平。

遵循“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要义,“六个必须坚持”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立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相贯通。准确把握二者的高度契合性,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和探索,切实做到在“结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结合”,有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基,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典范。

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项目迅猛发展,但由于其投资成本高,项目经过2年的生产运营期,后评价机构仍需对其建设运营过程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进而发现问题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高项目收益。运用熵权物元可拓后评价模型,从项目财务、建设过程、技术3个维度解析海上风电项目投资建设状况,并使用Matlab软件分析出评价等级。研究结果表明,财务评价指标在海上风电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中权重最大,建设过程指标次之。通过逐级排查的方式查找出关联度较低的评价指标,并提出应对措施以反馈到未来的投资决策中。熵权物元可拓模型的评价结果与专家采用对比分析法所得出的结论一致,进一步验证了该评估模型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产生和发展吸收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借鉴和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奋进探索的历史成果,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总的战略安排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回应中国之问、破解思维定势、焕发制度优势、彰显文明多样,将更好地发展自身、造福世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保持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强化历史担当,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

为确定闭环供应链的产品定价和碳减排率,同时考虑制造商的风险规避行为和零售回收运营成本信息的不对称性,构建以制造商为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对比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下的最优决策,利用数值分析验证结论。研究表明:产品的销售价格、批发价格、碳减排率及制造商效用都将随着制造商风险规避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市场需求与零售商效用将增加;当零售商谎报回收运营成本时,相较于坦白回收运营成本,产品转移价格与零售商效用均有所提升,产品回收价格、废旧产品回收量和制造商效用则降低,且风险规避和信息不对称均对碳减排产生消极影响。

在梳理产业升级对生态环境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9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生态环境效应综合指标和面板分位数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对生态环境水平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不同环境污染阶段的产业升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经济增长、创新水平和制度质量会显著促进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优化,但是外商投资会导致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据此对长三角地区发展规划提出推动地区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强化环境治理倒逼地区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等针对性建议。

近年来,报废汽车数量持续上升,但每年报废汽车回收率不足15％,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再利用等问题日渐突出。通过问题描述与假设,构建政府汽车生产企业双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讨论双方不同演化稳定策略。结果显示:双方的运营成本只对各自的决策有影响;政府的社会声誉对于汽车生产企业的决策没有影响,而汽车生产企业的社会声誉对于双方的决策均有影响;错误奖励概率对政府决策影响更大,错误惩罚概率对汽车生产企业决策影响更大。最后,为政府激励汽车生产企业主动承担报废汽车逆向物流提出对策建议。

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对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实现。目前,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经济权利法律保护体系,但仍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需要出台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专门法,并完善现代农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相关法律制度。行政机关出台的农业政策应符合法治精神,依法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应鼓励社会力量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并完善矛盾纠纷的调解解决方式。强化对经济权利的法律保护,要发挥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作用,并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技能教育和法制教育。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西周时期就确立了“重人”传统,先秦时代形成了既重实际、重集体利益,又强调自强不息的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受到专制制度的打压、控制和埋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发出古老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所蕴涵着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赢得了广泛国际赞誉和高度赞赏,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这是一种无限的精神力量,它让每个中国人幸福,且获得了勇往直前的内在力量。

“三重一大”制度在党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行使公权力决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监督制约作用。“三重一大”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脉络,反映了新时代该制度独特的政治地位,使其应当被赋予更大的时代意义和更高的法律地位。“三重一大”制度和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存在着理论基础、制度目的、事项范围和主体等方面的重合,二者统一制度构建具有的多种优势,使其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因而,可从决策形式、决策范围和决策监督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以弥补制度漏洞和增强制度间的相容性。

为了实现碳减排目标和碳中和愿景,以中国30个省份(除港澳台、西藏)2012—2019年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科技创新为门槛变量,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全国整体分析以及对南方和北方分别研究结果看,产业结构升级都会对碳排放强度起到抑制作用,相比较而言,北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小于南方地区;在科技创新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既存在促进作用也存在抑制作用,只有当科技创新水平高于某一特定门槛值时,产业结构升级才会对碳排放强度表现为抑制作用。

直播购物如何促进用户作出贡献行为是直播购物发展的关键。基于SOR理论,构建直播购物情境下用户贡献行为影响模型。研究发现,信息质量、品牌形象、主播专业性与直播互动性对感知愉悦与感知信任有正向影响;感知愉悦与感知信任对消费者冲动性消费与营销信息分享有正向影响;刺激环节的变量均通过感知愉悦与感知信任对消费者冲动性消费与营销信息分享的贡献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信息质量、品牌形象不能直接对冲动性消费产生影响,且品牌形象直接对消费者的营销信息分享产生正向影响;主播专业性、直播互动性不能直接对营销信息分享产生影响,对消费者的冲动性消费产生负向影响。

随着网络新媒体逐渐占据媒体竞争的优势地位,网络信息环境治理问题逐渐引起各国政府重视。为避免我国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丧失主导权,在对网络信息污染与治理现状描述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污染度治理度参与度”(P-G-P)三维度网络信息环境治理模型对网络信息进行属性定位,并提出治理路径模型。通过案例研究,验证网络空间信息治理的不同治理路径,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依据与机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网络信息治理规律,补充完善现有理论研究,加深政府对加强网络信息环境治理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中央立法的缺位导致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只能由部分地方先行探索。17个省48个县市区出台的文件显示,当前地方规范在质权的设立、运行以及实现等环节呈现出非均衡性特征。经对集体资产股权质押法理逻辑的分析,该差异化格局的形成源于各地在质押客体上的观念冲突。为使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规范走向制度化与体系化,应明确质押客体为集体资产股权收益权而非集体资产股权全部权能。在此基础上,建议从质押对象、公示方式、第三方同意、质押期间的质权效力以及流转程度、受让人的应有权能等方面予以规则构造,进而为新型股权质押中央规则的形成提供可借鉴经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外)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生产的特点,使用非期望SBM模型测算中国省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结合莫兰指数、核密度、空间马尔可夫链模型对中国省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分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解读。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工业碳排放效率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走势;2013年起我国工业碳排放效率在省域空间中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工业碳排放效率的省域分布情况为分散聚集分散,地区差异增大有两极化趋势,且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学者多数认为《民法典》完全实现了动产担保交易规则的功能化,并统一了担保物权制度与非典型担保规则,《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7条也将所有权保留纳入动产担保物权竞存规则之中,均系对《民法典》中所有权保留制度的错误解释。《民法典》恪守动产担保交易的形式主义传统,所有权保留的担保体系安排及公示效力赋予并未体现所有权保留担保与担保物权规则的功能化统一,所有权保留与担保物权缺乏竞存的制度空间。所有权保留公示规则的适用独立于担保物权规则,须遵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及目的解释方法。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并非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中之抽象、绝对的所有权,也非传统担保物权,而是具体、相对的所有权,是仅用于担保目的的所有权。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之“善意第三人”,可参照动产抵押登记公示规则予以确定,非以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动产为交易标的物之普通债权人,不属于“第三人”范围。

只有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功能进行正确定位并使其实现,才能更好地促进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完善。从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加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司法证明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来看,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应以防止冤案为主要功能,以保障程序公正、社会公德、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等重要利益作为次要功能。为实现上述功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对现有证据能力规则进行梳理和完善;在把握证明规律和经验法则的基础上合理创设证据推理规则,并使之保持必要的灵活性;对证明标准进行更为精细化的界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对包括举证方式和范围、被告人讯问规则、证人询问规则、新类型证据质证规则等在内的举证质证规则进行完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关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指导价值。

为防范金融危机重演,二十国集团(G20)持续推进衍生品领域监管改革并于2009年通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声明》,以承诺的方式设定了衍生品跨境监管的国际方案。然而,因各司法管辖区监管理念的分歧、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方案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等问题,在上述国际方案实施过程中,各国衍生品跨境监管规则的差异化问题凸显,导致衍生品跨境监管套利与冲突频发,世界衍生品市场发展受到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际协作、采取有效措施突破G20国际方案实施障碍势在必行。在对传统遏制衍生品跨境监管套利的双边、单边治理进路进行比较分析基础上,借助多边监管遵从理念,提出“替代合规”机制的治理路径,以“硬化”金融软法效力、纾解监管资源错配问题、促进监管技术升级,从而消弭衍生品跨境监管差异化问题,推进G20国际方案有效实施。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优势。相较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以多元现代观为基本前提,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一元统治的格局;以人民至上为根本遵循,将民生福祉置于资本增殖逻辑之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价值立场;以独特的政治优势、完善的制度架构和高效的运行模式展现实践伟力,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盲目追求资本扩张的实践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打破了后发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依赖,拓宽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不动产居住权和抵押权可以竞存,因其具备法理、经济、权利和权能基础。依据物权优先效力的普适性,居住权与抵押权的实现位序应遵从公示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居住权在先公示时,抵押权设立无需居住权人同意,在抵押权实现时抵押物买受人需继受不动产上设立的居住权;抵押权在先公示时,抵押人应对居住权的设立履行通知义务,居住权在影响抵押权实现时应当予以除去。为更好地保护抵押权人利益,可构建抵押物禁止处分特约登记制度,助力抵押权人利益保护从事后救济转变为事前预防;亦可依托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在增加抵押权人利益保护路径的前提下,实现多方利益平衡。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与土地、技术、资本、劳动力齐名的第五大新型生产要素,被誉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平台企业投入巨额资本获取数据优势地位之后,对同行企业及下游市场企业实施的数据封锁行为,严重损害各领域市场的竞争秩序。为避免数据访问限制行为在我国市场的泛滥,应借鉴域外“必要设施”“数据可携带权”等规制理论,在包容审慎原则的指导下,建构符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规制制度。

随着世界范围内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人类有了攻克遗传疾病的希望。但是“基因编辑婴儿”案的出现,使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通过法律来防范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冲击。在刑法规制层面,准确把握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是进一步思考的前提。既往的研究将该罪法益限定为人性尊严、医疗秩序或人类遗传安全,但这并非真正的适格法益,无助于法益机能的发挥。合理界定该罪法益的方向应当是综合分析规范目的、法益性质、价值判断以及行为对象。基于以上方法,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人类遗传基因具有合理性。该法益界定一方面明确了“情节严重”的类型,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出罪事由的判定标准,划定了犯罪行为与科研行为的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呈现出针对乡村治理的软法进路,在诸多方面发挥了其软法内容所具有的弹性、开放性及补充性作用,是我国探索软法治理的有益尝试,但也存在软法机制未充分发挥的问题。当前,应在软法硬法互动效应的强化、授权性的公众参与及治理信息共享等方面着手,弥补乡村振兴促进法软法机制的不足,寻求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软法治理进路。

作为地区综合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营商环境能够充分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优质的营商环境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的外部条件,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高速、高效发展。针对目前营商环境评价问题,构建包含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5个一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采用犹豫模糊集距离测度的方法,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模型,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价;最后以四地为例,证实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旨为有针对性地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

在旅游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旅游者等主体的交互活动越来越具有民间外交属性。旅游业民间外交功能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辨析旅游民间外交内涵、主体的基础上,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与发展路径。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城市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构建合作框架;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搭建外交平台;旅游企业作为外交载体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出境游客担当文明旅游“外交大使”。据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发展路径:城市地方政府营造旅游民间外交环境;旅游行业组织和机构促进市场开发,提升中国旅游业公信力;旅游企业外拓合作共赢,共筑国际旅游联通网络;出境游客化身外交“形象大使”,塑造文明形象。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其内在逻辑在于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坚持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史智慧的合理汲取,是对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接续传承。其核心要义包括将党的奋斗史作为自信的源泉,在党波澜壮阔的成长历程中争取主动;把握历史潮流和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增强历史自觉,强化历史担当,做人类历史发展的推进者和实践者。其现实意义在于为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提供理论依据,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为新时代新征程把握前进方向、做好现实工作提供思想指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