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推动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构成,工业数字化作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工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的过程,在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包括智能制造、数字化设计、数据采集与分析、供应链数字化、云计算与边缘计算、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网络安全与数字孪生。本文系统考察工业数字化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带动作用,实现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基础。我国通过专项项目、行业标准、示范试点等激励措施,积极引导、鼓励、支持、保障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等工业领域数字化发展,本文利用CSMAR(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分析中国工业数字化发展情况。研究发现,我国智能制造水平显著提高、工业互联网蓬勃发展、“5G+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以及“上云用数赋智”加速推进。中国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和制造业领域。尽管中西部地区和一些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增长势头强劲,具有追赶的潜力。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面临关键技术领域亟待突破、工业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区域发展不平衡、高端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业数字化发展,不仅要加快推进传统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还需要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优化工业数字化发展环境,筑牢数字安全保障,大力培养数字化技术专门人才。

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关乎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的大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传统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旨在重新审视和探索我国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路径和对策。基于数据可获得性,从主营收入、利润总额、从业人员数量等三个维度对我国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变化进行统计数据回溯分析,揭示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现状,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剖析传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家政策导向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我国传统产业主要发展路径并作出相应政策建议。在本研究区间段,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盈利能力处于一般水平,成长呈趋缓性,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等指标呈下降趋势,但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规模、收益、就业等方面都占制造业五成至六成左右,对国民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研究结论如下:传统产业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基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解决就业的主战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立足点。深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应转变思想观念,在创新应用、数智转型、绿色发展、产业转移、人才培育方面开展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为推动我国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供给、营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如今的西方民主已背离了民主的元旨,是“金钱民主”,具有资本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对民主内在政治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是对一些西方国家试图以“民主”为名对中国进行指责与遏制的有力反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新面貌”。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应当进一步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要在民主实践中凸显“新”。采用对比分析法尝试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性发展进行全面探讨,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民主的本质,为探索未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方向提供理论参考。研究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有根有源有传承,是结合我国传统政治智慧和最新民主实践所提炼出的经验结晶。一方面,从纵向对比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文化性建构和历史性建构的融合;另一方面,从横向对比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开辟了一条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值得他国借鉴的民主新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发展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过程。在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来探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一是应当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二是应当把握住政治“主心骨”,把党的领导贯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方面;三是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笃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四是应当持续创新实践机制,着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新阶段,通过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可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构建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是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的关键,也是推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协调有序的动力。对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梳理,并将RCEP、USMCA和DEPA从覆盖范围、承诺水平、规则创新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中国完善数字贸易规则应以构建、推广开放包容的规则并完善、升级国内法规和现有规则为目标,借鉴美式规则和南太平洋规则相关议题,在坚守数据主权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纳入USMCA中数据流动和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来降低中国数字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成本;通过纳入DEPA中中小企业合作、数字包容性等条款推动数字贸易普惠发展,为弱势群体的发展和全球减贫事业作出贡献;通过纳入DEPA中新兴趋势和技术条款引导国内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利用模块化协定和非约束性规则促进全球数字贸易规制融合,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治理框架作出中国贡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本文总结了新质生产力之于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性,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方式,新型工业化与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以及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的前进方向。为实现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我国需要在制造强国战略的引领下,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工业化体系,并在构建的过程中贯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核要求。首先,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促进产业转型、优化制造业行业结构,驱动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高发展质量,以此赋能制造强国战略。在此基础上,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工业产业链韧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保障工业可持续发展,培育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增强“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还可以通过引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于新型工业化建设。其中,质量变革主要包括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方式转变,效率变革主要包括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产业转型升级,动力变革主要包括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培育创新。未来,在三大变革路径的推动下,我国工业体系将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服务化、绿色化、包容性和国际化方向发展。本文分析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规律,为今后国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工业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理念在工业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应对大国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挑战的必然选择。从理论层面看,工业企业的绿色转型主要受市场机制、政府规制与对外开放等因素影响。市场主要通过价格或市场主体的环保偏好等信号机制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影响。政府规制一方面会增加企业遵循环保规制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而在实现绿色转型的同时提升自身竞争力。而对外开放则可能引发企业外迁以转嫁环保负担或提高其绿色低碳技术可得性,进而对其绿色转型产生双重影响。从实践层面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大体经历了工业污染末端治理、工业污染防治并重、新型工业化启动和工业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现阶段仍面临工业绿色发展的结构性障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工业部门节能降碳压力进一步加大、绿色制造和服务能力仍总体偏弱等挑战。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发展,需要以增量发展推动存量改革,进一步发挥碳市场在促进节能降碳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发挥财税金融政策在优结构、促研发、助转型等方面的支持引导作用,以“数绿融合”加快科技应用与融合创新、增强工业绿色转型的技术推动力。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短视频行业迅速兴起,尤其是以电影解说为代表的短视频形式,引发了关于二次创作中合理使用的争议。探究短视频二次创作中的合理使用争议及其治理策略,以期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促进短视频二次创作健康发展。以电影解说短视频为研究对象,从法理基础、支持依据、争议焦点和治理建议4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分析,探讨短视频二次创作合理使用的界定标准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尽管电影解说短视频的文案、画面和风格的独创性为其合理使用提供了支持依据,但也容易引发过度使用、商业利益和市场损害的现实争议。短视频二次创作合理使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法律、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构建完善的版权授权体系、优化平台运营管理和健全法律体系以推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维护合法权益,可以有效化解短视频二次创作中的合理使用争议,促进短视频产业健康发展。本文创新性地将电影解说短视频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在二次创作中的合理使用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治理策略,不仅丰富了短视频版权保护领域的理论研究,也为相关实践提供了借鉴。

世界文明发展史证明,融通并进始终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主旋律,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上碰撞相融、和谐共生,文明的进步发展需要在跨文化对话中汲取养分,实现自我更新。跨文化对话也是人类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其不仅是各民族文化和传统共存的重要条件,而且是解决人类面临重大问题的最佳选择,然而其中也存在重重困境。本文试图以全球文明倡议为主题提出破解跨文化对话困境的可能之方。本文首先在全球文明倡议内蕴的多元视域下充分挖掘跨文化对话的堵点所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顽疾、“普世价值”的思想藩篱、西化主义下的自我遮蔽及单边主义的逆势而归。其次阐释了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这是跨文化对话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价值原则;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不同文明自身的发展提供总的原则与指导方针;拓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人类文明指明发展方向,描绘进步路径。最后以四个共同倡导的新理念来一一回应跨文化对话的种种困境:坚持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原则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打破对话失衡困境;坚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知,破解对话失灵困境;坚持通过传承和创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破解对话失语困境;坚持以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打破对话失效困境。全球文明倡议的落地生根能够促进文明在多极化发展中坚持平等相待,在共同价值弘扬中坚持文明互鉴,在文明传承与创新中坚持全面对话,在交流对话中坚持和谐共生,最终推动各文明在多元互补共塑中共同成就一个全人类所期待的多元的对话世界。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文化作为特定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也影响和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了“新的文化使命”的内涵,即“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具体目标。当前,深入研究和阐释“新的文化使命”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和重大现实课题,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从历史演进、目标引领、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出发,通过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对新时代文化使命作初步探讨。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以文化使命引领文化建设,着力实现了从文化救国、文化立国、文化兴国到文化强国的历史演进。新征程上,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引领,切实担负起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推动文化繁荣,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建设文化强国,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秉承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根本遵循,努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始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而不懈奋斗,共同谱写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华章。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从历史必然性中把握“新的文化使命”的确定性、必然性,有助于从历史自觉、历史自信、责任担当视角阐释新时代文化使命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系统梳理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脉络,为新时代文化使命的丰富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动力源泉。

本研究旨在探讨工业包容性发展的内涵、现状和挑战,特别是在促进社会公平、就业机会均等、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成长方面,分析中国工业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的进展与瓶颈,寻找解决方法,以期推动工业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就业质量和促进中小型企业成长。本文结合中国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四个关键领域对工业包容性发展进行分析:工业就业、工资报酬、区域间工业发展水平和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具体方法为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定性角度出发,根据相应的理论内涵阐释工业包容性发展的意义与价值;进一步结合相关数据,通过定量分析研判我国当前工业包容性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挑战,深入剖析工业就业、工资报酬、区域发展和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成效与问题。总体而言,在促进就业和支持民营中小企业方面,工业包容性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在增加就业机会、扩大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空间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在工资报酬和区域间工业发展差距上,工业包容性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工资水平方面,尽管整体收入有所提升,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仍然存在,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增长滞后。在区域间工业发展方面,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导致经济发展成果未能有效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分析工业包容性发展面临的深层次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区域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转型困难以及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三个方面。特别是一些传统产业仍依赖低成本、低技术的生产方式,导致产业升级进程缓慢,难以满足新时代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民营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提升等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弱,也限制了其在工业体系中的整体表现。为进一步促进工业包容性发展,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首先,优化资源配置,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推动各类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与配置。其次,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通过健全区域发展新机制,促进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最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在研发和科技创新方面增加投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工业包容性发展。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背景下,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既是应对全球技术革命浪潮的主动选择,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三条路径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行赋能:一是填补产业技术体系空白与补全产业结构体系短板,巩固产业体系完整性;二是促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升产业体系先进性;三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保障产业体系安全性。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存在四个问题:一是高质量创新要素供给相对不足;二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够突出;三是产业体系效能较低;四是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本文提出四方面政策实施路径:筑牢高水平创新要素根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产业质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等相关政策,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镜鉴。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国家低碳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9年我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2010年开始推行的3批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事件研究、合成DID以及广义合成估计等方法,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选取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业集聚等作为中间作用机制变量,同时控制要素配置、金融发展、金融效率、信息化、市场化和环境规制等因素。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城市GTFP水平,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试点政策作用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与效应,技术创新、产业集聚起到调节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调节抑制作用。动态效应分析显示,政策实施后的平均处理效应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处理效应逐步提高。旨为评价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效果、持续推进国家低碳战略提供实证支撑,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尽早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市场主体,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与国内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要求,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不仅关乎其自身改革方向,更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关键命题。通过构建拓展性的基于“五类市场失灵”的国有企业“属性—战略使命—功能”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战略使命与功能定位。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视角切入,传统市场失灵理论主要聚焦三类典型问题:第一类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垄断、外部性与公共品短缺问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因路径依赖形成的比较优势陷阱,第三类是转型经济体特有的市场制度不完善与行政壁垒。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失灵的外延进一步扩展,形成两类新挑战:第四类失灵是逆全球化趋势的国际政治影响下传统国际分工体系受到冲击,第五类失灵是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共同富裕。本文提出,国有企业的战略使命及功能定位根植于其三重属性的协同实践:经济属性以效率提升与战略突破为核心,能够弥补传统的三类市场失灵,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治属性以国家安全与全球竞争力为使命,能够弥补第四类市场失灵,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社会属性以公平共享为目标,能够弥补第五类市场失灵,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国有企业不仅是市场失灵的“修补者”,更是国家战略的“引领者”。其三重属性的协同实践,既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也是全球治理变局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生动注解。IGDS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在解决五类市场失灵中的表现已获得社会较高认可。

针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慢、新旧动能转换不畅等问题,探寻推动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其承接产业转移和促进产业升级提供参考。从区位条件、特色优势产业潜力、市场规模、科技创新能力等多个层面,深入分析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禀赋条件;全面总结梳理特色农业竞争力、资源加工型产业、传统优势轻工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业集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综合成效;细致剖析在区域之间分工协作、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动能、产业对外开放以及民营经济活力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痼疾。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发展禀赋,在特色农业、资源加工型产业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一定综合成效,但也面临着区域分工协作不畅、传统产业升级困难、新兴产业动能不足、产业对外开放层次低、民营经济活力有待释放等问题。基于此,提出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引导,明确各地区产业定位,促进协同发展;完善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优化新质生产力成长生态,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动能;创新产业开放发展体制机制,提高产业对外开放水平;强化民营经济政策制度服务供给,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等一系列对策,以期推动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在数字服务贸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不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合作,日本是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基于此,有必要判断中日数字服务贸易的潜力并找出其影响因素,从而为中日数字服务贸易合作的推进提供对策建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2013—2022年为考察期,以中日两国17个共同的主要数字服务贸易伙伴国为参照系,从进出口与出口双视角测度中日数字服务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发现,中日两国在数字服务贸易上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中国对日本出口效率的改善空间更大。可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开放水平,寻求数字贸易共识以及改善政府效能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贸易效率,挖掘、释放中日双方贸易潜力。

我国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产业结构呈现“两个50%”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0%。与此对照,当今发达国家这两个比重普遍超过70%,即呈现“两个70%”现象。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是趋势性的,如何在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效率不下降、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关键是避免过早去工业化、不削弱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支撑地位,出路是增加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并且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走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之路,协同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和建设服务业强国。利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用完全消耗系数测度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分析融合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各细分产业特征。总体特征上,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趋势明显,但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加深;行业特征上,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存在异质性。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促进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宏观层面应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融合发展环境,中观层面应因行业制宜差异化选取融合发展路径,微观层面应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融合发展新方式,为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并最终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迈向更高水平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大部署,营商环境成为在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中学界和业界高度关注的课题,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有益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成为亟须研究的热点问题。鉴于营商环境是一种复杂生态,基于复杂系统观,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组态视角分析我国营商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并不是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但是优化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发挥着普适的促进作用;三类营商环境可以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包括政府主导下依托人力资源的金融与创新驱动型、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依托金融与创新驱动型、市场与创新驱动型,呈现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多元路径。从制度组态理论的视角,深入剖析营商环境中多元要素的耦合关系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旨在揭示培育高区域创新能力的营商环境构建路径,在理论上丰富营商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的认知框架,同时在实践层面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数字文明形态发生转变,全球要素资源与技术资源加速重组,全球数字治理面临数字壁垒、数字鸿沟、规则无序和单边治理等多重现代性风险挑战,阻碍了人类社会迈向全球数智文明新形态的进程。本文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分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探究此过程可能遇到的困境及成因,提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路。数字命运共同体是极具中国智慧的全球数字治理方案,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字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全球优势数字资源、提升全球数字治理效能、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纵深发展。应对全球数字治理的风险挑战、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难点在于,不同国家主体之间的数字治理目标存在差异,而这又源于各国间的价值认同差异或者存在信任赤字。因此,寻找“最大价值公约数”便成为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在数字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文明观与数字观的深层逻辑相互契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结合中国和世界发展形势所作出的原创性价值判断。该新型价值观念能够超越具体政治边界,为多元数字文明体提供科学的价值指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在价值观念层面最大化赋能全球数字治理实践,可通过加强政治对话、文化交流等手段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通过统一全球数据安全标准、确立全球数字治理规范等方式确立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主导权;通过创建全球数字合作平台、加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共赢,助力构建全球数字发展新格局。

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真正契合新时代中国之需,根本就在于坚持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际是“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核。在“两个结合”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是在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中进行的,是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变化中因地制宜推进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中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赓续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在中国具体实际中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扣新时代中国的新机遇、新变化和新要求。“两个结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只有立足“两个结合”,才能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真正契合新时代中国之需,才能更好地推进高质量发展。

超级平台创设的虚拟空间延展了物理空间的疆域,引发了新空间中的权力与权利博弈。为揭示此类现象之原理,应对此类现象之潜在危机,本文研究运用理论解释方法、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比较方法,解释超级平台权力之生成逻辑,揭示超级平台权力之实在风险。研究发现,超级平台基于其优势地位,以及用户权利的契约让渡而握有权力,并为虚拟空间提供稳定秩序。加之出于鼓励新兴事物发展与政府治理难度较大的考虑,政府权力对超级平台权力呈现羁縻管理的特点,超级平台利维坦由此生成。超级平台利维坦的风险在于,自利趋向的超级平台权威可能对用户权利构成妨害,具体体现在超级平台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准司法权对用户权利的妨害风险。为此,需将政府权力实质引入虚拟空间之中,以政府权力规训超级平台利维坦,使超级平台权力全面辖入政府权力的实控之下,并在保持超级平台发展活力的前提下对超级平台的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准司法权进行淳化。本文在研究对象认识上,创新性解释了超级平台的利维坦性质及其产生机制;在问题解决策略上,从规训原则和淳化策略两方面入手,创新了政府权力对超级平台权力的管理方式。通过对超级平台利维坦的探讨,将有助于调整超级平台所创设虚拟空间中的“政府权力-超级平台权力-用户权利”三元结构关系,完善对超级平台的治理。

数据要素已成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明确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理论机制,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潜能是数字时代的焦点。沿着“数据—数据资产—数据要素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演进逻辑,厘清数据要素价值化概念及其形成依据,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论证数据价值实现机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化形态、价值化路径、运行机制三者的高效统一,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交换理论、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视角,探寻数据要素价值化路径。数据要素化带来的智能化、自动化替代了人类的简单劳动,降低了交换成本和交换时间,为人类转向经济附加值更高、抽象化的复杂劳动提供了基础,增加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数据规模扩张推动“生产资料公有制”由设想变成现实,虚拟的数据空间与实体产业相互交融助力产业生态“共同体”的快速形成,数据安全克服数字技术的无边界、无中心特性,数据治理为社会公众监察、选择性购买、组织环保活动提供了新途径。为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我国应打破数据中心“重建轻用”,加快数据劳动力在不同领域的场景化应用,完善数据资源采集、管理、应用与安全等标准体系,打造以数据驱动为导向的产业生态。

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广受关注,尤其是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总结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实际状况,梳理我国促进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加强国产替代的对策。“十四五”期间,我国医疗装备产业整机和关键零部件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多领域的整机市场占有率超过一半,大量关键零部件已能国产,但仍有部分关键零部件或零部件的子部件,尤其是稳定可靠高端零部件还依赖国外供应商,影响整个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就是要不断加强创新,实现国产替代。当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从制度、资金、产业基础等方面对医疗装备产业链进行支持,提升了产业链的发展力、抵抗力、恢复力、控制力和创新力。预计在创新氛围和政策支持下,未来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将继续提升。建议政府将掌握的产业链下游作为政策工具对中上游进行整合调控,构建适度竞争的产业结构,并为医疗大数据进行超前试点,制定统一标准和产权制度,积极推进医疗装备智能化。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坚定文化自信与承担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必然需求,也是构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这一赋能机制根植于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切呼唤,与文化产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不谋而合,两者在创新驱动、市场需求响应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展现出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其核心在于通过四大机制实现赋能:一是创意激发机制,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文化内容创新与多样化提供无限可能,加速创意从构思到产品的转化进程;二是产业融合机制,打破传统界限,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教育等多领域深度融合,形成跨界合作的新模式,拓展产业价值链;三是资源配置机制,依托数字化平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确保文化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四是绿色低碳效应,倡导环保理念,推动文化产业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重提升。实践层面,要实现新质生产力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赋能,需从六个维度入手:第一,强化科技应用,鼓励技术创新,特别是加强数字技术在文化创作、传播、消费各环节的应用,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第二,促进集群发展,构建文化产业园区和特色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第三,完善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为文化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降低融资成本;第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为文化产业提供良好发展土壤;第五,构建绿色体系,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实现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第六,深化国际合作,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通过一系列举措,能够有效促进文化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更重要的是,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因此,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战略抉择,更是增强文化自信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治理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生态环境治理也逐渐成为各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工作内容。当前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面临多重复杂背景及挑战。基于我国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案例的对比研究,试图通过对这两个案例不同治理样态下的详细解读,提炼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困境、治理逻辑及其治理对策。从我国现阶段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问题出发,提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转型中出现的“碎片化治理”“精细化治理”“运动式治理”“整体性治理”样态。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通常表现出政策执行偏差、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治理资源缺乏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提升政策执行韧性、引入嵌入性自主治理理念,强化基层组织能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畅通沟通联结机制、构建治理共同体,以期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治理建议,通过城市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与提升,助力我国城市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区块链技术正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但也面临着市场失灵的风险,有必要对其进行政府干预和法律规制。我国对区块链技术的法律规制经历了从包容审慎下的风险提示,到开展区块链金融风险整治和强化区块链信息服务监管,再到促进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试点三个阶段。上述法律规制策略的调整,体现出我国平衡区块链金融创新、风险防控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有益探索,但在“币链分离”监管政策、区块链金融风险整治活动、区块链信息服务监管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上仍存在不足。我国应在更高层级、更大范围内开展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考虑通过试点等方式允许适格主体从事特定虚拟货币业务活动;优化“币链分离”思路,探索对虚拟货币乃至整个公有链业务的精细化监管;完善软法治理的监管架构,大力推动区块链行业标准化建设,在管控风险的同时鼓励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聚焦领域,对经济领域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通过文献回顾和比较研究发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语义在于“高水平”,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升级版要求。系统深入研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意蕴、主要原则以及关键举措,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理解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成逻辑是研究起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着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从历史逻辑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的经验总结;在理论逻辑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继承性创新;归因实践逻辑,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表现为:一是坚持自立自信,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坚持守正创新,破解经济学的世界性难题;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直面改革中“最紧迫的事情”。基于严谨缜密的逻辑体系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结合实际,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实现市场主体高水平;夯实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实现市场体系高水平;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资源配置高水平;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实现宏观治理高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对外开放高水平。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高端装备制造业必须通过协同创新才能实现提质增效,在协同创新活动中,对各主体合作绩效进行评价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准确评价高端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主体合作绩效,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组合赋权-云模型的绩效评价模型。首先从协同创新投入、协同创新过程、协同创新产出、政府支持、地区(行业)创新水平5个维度,构建高端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主体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G1序关系法计算主观权重,改进熵权法计算客观权重,再将主客观权重通过优化组合得到指标最终权重,最后结合云模型评价方法得出总体评价等级,并通过Matlab软件将结果在云图中清晰形象地表示出来。以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协同创新为例进行研究,得出评价结果的最终等级为良好,并分别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和集对分析法进行对比,所得评价结果一致。组合赋权-云模型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丰富了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理论体系,也为其他评价方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采用组合赋权方法,结合了主客观权重确定的优点,既减少了主观随意性,又兼顾了数据真实性,同时引入了云模型的概念,减少了评价过程中的模糊性和随机性,保证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并购重组已经成为证券市场主要的商业行为。为探析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5—2021年所有发生并购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严格控制时间与个体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回归检验,对并购重组问询函相关的经济后果及其特性进行拓展性分析,并探究不同融资压力水平下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并购重组问询函能够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双重路径显著提高被问询企业的ESG表现;收函对企业ESG评分的影响表现为短期效应,收函后企业ESG披露信息质量有所改善,且作用机制同ESG表现相似;揭示了并购重组问询函有效性的变化,发现其对ESG表现的提升效果在2019年后显著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验证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优化作用,指出处于不同融资压力下企业的监管效应存在异质性,企业的融资活动对潜在风险的承受能力削弱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

智慧工厂微型化是中小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路径。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将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Scopus等中英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检索微型智慧工厂的相关文献。结合微型工厂、智慧工厂等有关研究,界定微型智慧工厂的概念与内涵,从概念主体、技术基础和发展目标3个方面分析微型智慧工厂的构成要素,认为微型智慧工厂相较于智慧工厂具有主体特殊性、技术相似性、主体适用性和功能基础性的特征,辨析微型工厂、智慧工厂、智能制造与微型智慧工厂等概念间的差异。同时,结合微型智慧工厂应用情景,按照“影响因素—发展障碍—实现路径—目标和结果”逻辑构建微型智慧工厂研究框架。研究发现:微型智慧工厂的影响因素涉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等3个方面,微型智慧工厂的发展障碍包含资金障碍、技术障碍、人才障碍和认知障碍,微型智慧工厂的实现需要解决资金、技术、人才、认知、管理支持等5个方面问题,微型智慧工厂的目标和结果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存在差异。从建设与实践、理论框架、效益及治理、成长变化与边界效应等4个维度提出微型智慧工厂未来发展方向,为微型智慧工厂理论研究及我国智能制造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资源衰退型城市普遍面临整体经济发展迟缓的困境,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是资源型城市集中区域,其经济发展受限状况尤为显著。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行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旨在改善资源衰退型城市发展困局,进而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绿色转型。选取2010—2019年东北三省34个城市面板数据,依据我国2014年推出的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对比处理组与对照组来准确辨识该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并评估处理效应,目的在于检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产业高级化水平的作用,以及地方财政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显示: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效推动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同时,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新能源产业发展示范效应的充分发挥,财政压力的增加会对试点实施的长期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加速推进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警惕盲目扩张带来的风险,着力减少新能源示范城市财政约束,充分释放国家政策对新能源示范城市的支持效能,以此推动新能源产业以及地区经济稳健发展。

产业集群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最有效的产业组织形态,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不同区域产业集群形成机制存在一定差异,需要通过政府引导、分类施策加以培育壮大。以辽宁22个重点产业集群为分析对象,探讨龙头企业引领型、国家战略驱动型、资源禀赋驱动型、技术创新辐射型、政府规划引领型、区位优势带动型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和主要特征,针对辽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整体规模偏小、产业集聚度不高,本地配套能力偏弱、招商精准度不高,龙头企业不强、集群品牌和知名度不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相对较弱、集群创新支撑力不足,规划统筹不足、政策推动力有待加强等主要问题,探寻不同产业集群发展策略,提出强化统筹布局、加强市场推广,实施分类指导、精准制定策略,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增强集群承载能力,突出企业主体地位、筑牢产业集群根基,推进集群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等对策建议,以明确产业集群的优化路径和具体发展举措。

数字技术已逐渐被制造业企业采用。为探明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机理,以企业协同合作为中介变量,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为调节变量,构建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机理模型。选取2012—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采取层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投入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投入通过影响企业协同合作,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产生影响;国外技术引进在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协同合作的影响中有调节效应;国内技术购买在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影响中有调节效应。政府应加快数字产业发展,引导企业共享生产数据,完善并运用数字技术辅助技术攻关;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数字技术应用成果转化。

辽宁省作为我国传统重工业基地,在传统材料和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具有产业基础优势,但也面临着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挑战。基于产业链协同视角,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为理论框架,系统探讨我国新材料产业现状、辽宁省新材料产业优势与不足以及新材料产业升级的驱动机制与实施路径。研究发现,辽宁省新材料产业在先进基础材料制造与装备制造应用场景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但存在产业链断层、区域发展失衡、绿色转型滞后等结构性矛盾。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能够重构产业链价值逻辑: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通过数据驱动研发、柔性制造与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生产效率与响应能力;产业链协同网络通过纵向整合与横向联动,增强产业韧性;绿色化转型以低碳工艺革新、循环经济体系构建及绿色标准引领,推动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辽宁省应当发挥制度性优势,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与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发挥大型国有企业资金、技术优势,以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为依托带动链上中小民营企业协同创新;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构建新材料创新实验平台,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优化区域要素配置,促进人才流动;政府应统筹规划产业链分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新材料中试平台建设,健全绿色金融与保险补偿机制。

船舶压载水有扩大核污水污染范围的风险,尤其是对内河水域和无法通过常规洋流传播途径到达的港口城市附近水域。关于核污水排放背景下的船舶压载水的管控,无论是在国际条约、国内立法还是行政法规层面,均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重点运用实证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结合船舶、港口等航运相关实务经验和法学相关文献的分析,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深入探讨核污水排放背景下我国船舶压载水管理立法的迫切需求。研究发现:尽管《压载水公约》在全球范围内为压载水管理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在核污水污染的新情境下,该公约未能针对放射性污染水的传播作出具体规范。国内现行的国内法对压载水污染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在针对核污水污染传播的立法和执法层面存在滞后性,缺乏具体惩罚措施和防控机制。船舶压载水的传播路径具有地域差异性、跳跃性和潜在危害性,使其成为核污水污染扩散的重要载体之一,这种传播方式超越了常规洋流扩散路径,给我国内河和沿海港口水域带来不可预测的生态风险。因此,针对船舶压载水的管理立法具有显著的正当性和紧迫性。立法应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国际公约为基础,制定更加严格的船舶压载水排放标准,并细化压载水置换区域和技术要求,防止被核污水污染的压载水通过船舶流入内河或港口水域。本文认为,未来立法不仅要着眼于应对日本核污水排放事件,还要从更全面的角度优化我国港口和船舶压载水管理体系,从而形成针对核污染的法律屏障,保障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维护内河和海洋水域的生态平衡,同时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政策的调整,育龄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逐渐凸显,隔代照料成为儿童照料的普遍方式。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探索隔代照料对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工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异质性结果分析来看,隔代照料只对非城镇地区、体制外的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就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相对而言,东部地区育龄女性非农全职就业受隔代照料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从实现女性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出发,政府应推动正规照料机构的配置,鼓励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安排。同时,应完善流动老人的社会保险服务,对提供照料服务的老年人进行补贴,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减轻育龄女性全职就业压力。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剧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存在于整体层面,而且渗透进企业组织内部,对经典组织结构造成颠覆性影响。为了适应这一挑战,服务型制造网络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协作式组织结构,集成了制造和服务功能,构成了复杂的网络组织体系。该结构的本质在于通过存量优化和增量调整实现企业组织的变革,形成基于生产要素关系和空间布局的关联网络。优化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结构被认为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引擎。使用自主式服务型制造网络连接评价方法对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结构进行优化,基于经典自主式综合评价方法给出服务型制造网络连接权重;在服务型制造网络模块度测算中考虑价值系数即被评价对象优先突出自身主体及合作生态网络中高密度连接节点优势;借助模块度概念,应用GN算法求解,以优化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结构;最后,通过算例应用对方法进行说明和讨论,拓展蕴含价值系数的模块度在网络组织优化中的应用。该方法能够有效应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多主体间的协同需求,适用于多主体多重交互的应用场景和基于网络空间的虚拟化集聚生产模式,不仅为服务型制造网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参考。

新型消费不仅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对于扩大内需、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梳理新型消费市场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当前新型消费的主要困境和未来前景,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十四五”时期中国新型消费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数字消费规模快速增长,消费内容多元化品质化;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家电销量亮眼;健康意识显著增强,健康消费加快提质扩容。然而,中国新型消费还面临高品质供给不足、居民收入预期偏弱、监管与标准及基础设施等新型消费环境不够成熟的限制性因素,抑制新型消费潜力释放。展望“十五五”时期,新型消费发展前景可期,技术变革持续引领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绿色消费逐步普及激发市场新活力,人口结构变化蕴含新型消费新动能。因此,中国今后应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新型消费需求,以增强消费预期释放新型消费潜力,以加强“软”制度和“硬”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新型消费环境。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世界各国分工合作、共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我国需加快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布局,进一步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门户,东北地区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是全面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经济全球化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采用统计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以东北三省为主全面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特点,并从五个方面梳理产业链价值链国际合作现状。研究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下,东北地区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加大对东北振兴的政策支持,为东北地区深化产业国际合作提供了动力。东北地区需立足国内外发展形势,在战略层面,应进一步发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等对接,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全球价值链;在产业层面,应侧重制造业、农业、跨境电商和冰雪文旅经济等更广泛产业链价值链构建;在重点区域层面,应重点加强亚太、欧盟区域产业链合作,深度推进对蒙俄产能链共建,以国际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建立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实现以高水平产业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充分把握共同富裕的时代必然,是新时代新征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在理论内涵上,共同富裕是生产与分配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内蕴共有、共建、共享的本质属性,具有全民性、全面性、渐进性和差异性特征。在时代必然上,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强力依托,是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的坚实保障。新时代新征程要通过坚持党的领导、促进高质量发展、优化分配制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进程中,企业如何治理环境,提高环境绩效,受到众多学者广泛关注。选取2012—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度量企业忧患意识,实证检验忧患意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和检验企业创新在忧患意识影响环境绩效中的作用,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忧患意识与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创新在忧患意识影响环境绩效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企业创新提高环境绩效;相比于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更能有效促进环境绩效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