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坚定文化自信与承担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必然需求,也是构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这一赋能机制根植于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切呼唤,与文化产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不谋而合,两者在创新驱动、市场需求响应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展现出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其核心在于通过四大机制实现赋能:一是创意激发机制,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文化内容创新与多样化提供无限可能,加速创意从构思到产品的转化进程;二是产业融合机制,打破传统界限,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教育等多领域深度融合,形成跨界合作的新模式,拓展产业价值链;三是资源配置机制,依托数字化平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确保文化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四是绿色低碳效应,倡导环保理念,推动文化产业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重提升。实践层面,要实现新质生产力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赋能,需从六个维度入手:第一,强化科技应用,鼓励技术创新,特别是加强数字技术在文化创作、传播、消费各环节的应用,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第二,促进集群发展,构建文化产业园区和特色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第三,完善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为文化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降低融资成本;第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为文化产业提供良好发展土壤;第五,构建绿色体系,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实现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第六,深化国际合作,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通过一系列举措,能够有效促进文化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更重要的是,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因此,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战略抉择,更是增强文化自信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产业集群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最有效的产业组织形态,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不同区域产业集群形成机制存在一定差异,需要通过政府引导、分类施策加以培育壮大。以辽宁22个重点产业集群为分析对象,探讨龙头企业引领型、国家战略驱动型、资源禀赋驱动型、技术创新辐射型、政府规划引领型、区位优势带动型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和主要特征,针对辽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整体规模偏小、产业集聚度不高,本地配套能力偏弱、招商精准度不高,龙头企业不强、集群品牌和知名度不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相对较弱、集群创新支撑力不足,规划统筹不足、政策推动力有待加强等主要问题,探寻不同产业集群发展策略,提出强化统筹布局、加强市场推广,实施分类指导、精准制定策略,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增强集群承载能力,突出企业主体地位、筑牢产业集群根基,推进集群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等对策建议,以明确产业集群的优化路径和具体发展举措。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背景下,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既是应对全球技术革命浪潮的主动选择,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三条路径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行赋能:一是填补产业技术体系空白与补全产业结构体系短板,巩固产业体系完整性;二是促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升产业体系先进性;三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保障产业体系安全性。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存在四个问题:一是高质量创新要素供给相对不足;二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够突出;三是产业体系效能较低;四是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本文提出四方面政策实施路径:筑牢高水平创新要素根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产业质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等相关政策,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镜鉴。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并购重组已经成为证券市场主要的商业行为。为探析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5—2021年所有发生并购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严格控制时间与个体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回归检验,对并购重组问询函相关的经济后果及其特性进行拓展性分析,并探究不同融资压力水平下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并购重组问询函能够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双重路径显著提高被问询企业的ESG表现;收函对企业ESG评分的影响表现为短期效应,收函后企业ESG披露信息质量有所改善,且作用机制同ESG表现相似;揭示了并购重组问询函有效性的变化,发现其对ESG表现的提升效果在2019年后显著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验证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企业ESG表现的优化作用,指出处于不同融资压力下企业的监管效应存在异质性,企业的融资活动对潜在风险的承受能力削弱了并购重组问询函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在就业结构、就业形态、就业质量以及区域均衡等多方面对中国就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但也引发了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结构性就业矛盾、行业内卷、算法霸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对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和推动共同富裕具有深远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有必要在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加大数字化就业支持力度,优化就业环境,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规范平台企业用工管理体系,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经济,将有限的人力资本转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打造更加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充分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活力,为实现新发展格局下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与就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广受关注,尤其是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总结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实际状况,梳理我国促进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加强国产替代的对策。“十四五”期间,我国医疗装备产业整机和关键零部件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多领域的整机市场占有率超过一半,大量关键零部件已能国产,但仍有部分关键零部件或零部件的子部件,尤其是稳定可靠高端零部件还依赖国外供应商,影响整个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就是要不断加强创新,实现国产替代。当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从制度、资金、产业基础等方面对医疗装备产业链进行支持,提升了产业链的发展力、抵抗力、恢复力、控制力和创新力。预计在创新氛围和政策支持下,未来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将继续提升。建议政府将掌握的产业链下游作为政策工具对中上游进行整合调控,构建适度竞争的产业结构,并为医疗大数据进行超前试点,制定统一标准和产权制度,积极推进医疗装备智能化。

系统阐释辽河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与贡献,深入挖掘其所凝聚的各民族共同创造、艰苦奋斗、融合发展的精神内涵与卓越价值。探讨新时代背景下辽河文化如何赋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塑造地方叙事,最终服务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大战略目标。采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等,系统梳理辽河流域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辽河文化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揭示辽河文化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内涵价值。辽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与巩固的重要见证与有机组成部分,其历史进程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流趋势,凝聚了源远流长、共同缔造,艰苦奋斗、携手共进,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核心特质,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精神基因。辽河流域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具有显著的现实转化价值,通过产业化开发有效激活地方经济、促进社会和谐、赋能乡村振兴。以红山文化、查海文化等古代文明历史资源,民间传说故事以及辽宁“六地”红色文化为代表的“辽河故事”,是传承文化基因、塑造集体记忆、凝聚价值共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与自信的宝贵叙事资源。辽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更是新时代背景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与精神支撑。保护传承并创造性转化辽河文化,对于赓续历史文脉、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理论意义与重要实践价值。从辽河文化这一地域文化出发,深入挖掘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研究路径。通过对辽河文化的解析和文化资源的利用,系统整合与阐释了辽河文化的历史地位、精神内涵、社会功能与时代价值。

辽宁省作为我国传统重工业基地,在传统材料和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具有产业基础优势,但也面临着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挑战。基于产业链协同视角,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为理论框架,系统探讨我国新材料产业现状、辽宁省新材料产业优势与不足以及新材料产业升级的驱动机制与实施路径。研究发现,辽宁省新材料产业在先进基础材料制造与装备制造应用场景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但存在产业链断层、区域发展失衡、绿色转型滞后等结构性矛盾。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能够重构产业链价值逻辑: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通过数据驱动研发、柔性制造与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生产效率与响应能力;产业链协同网络通过纵向整合与横向联动,增强产业韧性;绿色化转型以低碳工艺革新、循环经济体系构建及绿色标准引领,推动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辽宁省应当发挥制度性优势,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与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发挥大型国有企业资金、技术优势,以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为依托带动链上中小民营企业协同创新;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构建新材料创新实验平台,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优化区域要素配置,促进人才流动;政府应统筹规划产业链分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新材料中试平台建设,健全绿色金融与保险补偿机制。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弥合城乡发展鸿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效推进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夯实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为最大化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潜能,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机制至关重要。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根据数字经济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内涵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中国数字经济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效应。基准回归结果与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即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典型的动态“N型”非线性影响;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马太效应”使得数字经济在财政透明度高的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小地区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赋能效应相对更强,而在财政透明度低的地区及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则表现为抑制;以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作为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在此过程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据此提出建议:加快数字新基建建设,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有效发挥数字技术要素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乘数效应;加快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数字乡村建设进程,加大互联网提速降费步伐,缩小不同区域、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补齐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和民生短板;以财政投入作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资金保障。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全面揭示2011—2021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西藏数据缺失)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发展存在失衡现象,趋于非均衡化发展,创新发展得分最高,开放发展水平最低,且各维度之间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且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整体协调性正在逐渐增强,区域差距逐渐缩小;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差距参差不齐,呈现差异化演变态势。区域间差异是引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差异程度大小依次是东—东北部、东—中部、东—西部、西—东北部、中—东北部、中—西部,而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且显著高于东北、西部和中部地区。

随着我国《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的发布,科技伦理审查成为开展科技活动的法定程序。近年来,司法机关寻求技术赋能司法工作现代化,科技与司法愈加融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既有的司法决策。本文对司法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的设立及运行规则分别进行法理论证与实证分析。在法理层面,司法自动化决策中司法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的设立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司法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负责法院科技活动的伦理审查,同时,其运行规则是基于一般科技伦理审查作出特殊性的“参照适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与一般性规定产生颉颃。应在法教义学视野下探讨其审查形式,如审查权力的授予、审查程序的制定及审查人员的构成,并以此作为法院维度建构科技伦理审查的核心要素,加快构建司法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机制的未来框架以回应司法自动化决策中伦理审查的痛点和难点。当前,司法自动化决策不再是未来,已然是现实。而司法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不能止步于一般性的伦理审查,需结合司法场域的具体要求,细化审查标准。同时,针对司法场景的特殊性,制定更为详尽的伦理规范,持续优化审查流程,提升伦理审查的实效性,保障司法决策的公正性与透明度,最终实现司法自动化决策与伦理规范的有机融合。

新型消费不仅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对于扩大内需、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梳理新型消费市场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当前新型消费的主要困境和未来前景,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十四五”时期中国新型消费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数字消费规模快速增长,消费内容多元化品质化;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家电销量亮眼;健康意识显著增强,健康消费加快提质扩容。然而,中国新型消费还面临高品质供给不足、居民收入预期偏弱、监管与标准及基础设施等新型消费环境不够成熟的限制性因素,抑制新型消费潜力释放。展望“十五五”时期,新型消费发展前景可期,技术变革持续引领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绿色消费逐步普及激发市场新活力,人口结构变化蕴含新型消费新动能。因此,中国今后应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新型消费需求,以增强消费预期释放新型消费潜力,以加强“软”制度和“硬”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新型消费环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大部署,营商环境成为在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中学界和业界高度关注的课题,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有益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成为亟须研究的热点问题。鉴于营商环境是一种复杂生态,基于复杂系统观,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组态视角分析我国营商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并不是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但是优化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发挥着普适的促进作用;三类营商环境可以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包括政府主导下依托人力资源的金融与创新驱动型、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依托金融与创新驱动型、市场与创新驱动型,呈现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多元路径。从制度组态理论的视角,深入剖析营商环境中多元要素的耦合关系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旨在揭示培育高区域创新能力的营商环境构建路径,在理论上丰富营商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的认知框架,同时在实践层面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剖析坚持守正创新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逻辑依据、价值意蕴及其在新时代的实践要求。本文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研究坚持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括总结坚持守正创新为什么提出、有什么价值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等问题。本文主要观点有: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是坚持守正创新产生的文化土壤;坚持守正创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光辉历程就是一部不断追求、揭示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历史,承载着守正创新的基因和血脉。坚持守正创新有助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助于促进文化繁荣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坚持守正创新要求我们:一是要始终坚持守正为本,以正确的原则和传统为根基,坚定理论信仰,要守理论之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守方向之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守本质之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以创新为要,以主动的精神力量持续推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之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注入发展动力。三是要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守正创新要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守正创新要求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做到坚持真理与发展真理的辩证统一。守正创新不仅要揭示真理,而且要秉持真理、笃行真理,在真理之正的指导下改造现实世界,与时俱进地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本文从逻辑依据、价值意蕴和实践要求三个层面,对坚持守正创新进行学理阐释,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为相关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更好地坚持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

智慧工厂微型化是中小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路径。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将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Scopus等中英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检索微型智慧工厂的相关文献。结合微型工厂、智慧工厂等有关研究,界定微型智慧工厂的概念与内涵,从概念主体、技术基础和发展目标3个方面分析微型智慧工厂的构成要素,认为微型智慧工厂相较于智慧工厂具有主体特殊性、技术相似性、主体适用性和功能基础性的特征,辨析微型工厂、智慧工厂、智能制造与微型智慧工厂等概念间的差异。同时,结合微型智慧工厂应用情景,按照“影响因素—发展障碍—实现路径—目标和结果”逻辑构建微型智慧工厂研究框架。研究发现:微型智慧工厂的影响因素涉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等3个方面,微型智慧工厂的发展障碍包含资金障碍、技术障碍、人才障碍和认知障碍,微型智慧工厂的实现需要解决资金、技术、人才、认知、管理支持等5个方面问题,微型智慧工厂的目标和结果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存在差异。从建设与实践、理论框架、效益及治理、成长变化与边界效应等4个维度提出微型智慧工厂未来发展方向,为微型智慧工厂理论研究及我国智能制造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世界各国分工合作、共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我国需加快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布局,进一步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门户,东北地区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是全面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经济全球化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采用统计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以东北三省为主全面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特点,并从五个方面梳理产业链价值链国际合作现状。研究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下,东北地区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加大对东北振兴的政策支持,为东北地区深化产业国际合作提供了动力。东北地区需立足国内外发展形势,在战略层面,应进一步发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等对接,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全球价值链;在产业层面,应侧重制造业、农业、跨境电商和冰雪文旅经济等更广泛产业链价值链构建;在重点区域层面,应重点加强亚太、欧盟区域产业链合作,深度推进对蒙俄产能链共建,以国际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建立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实现以高水平产业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向度,深刻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涵与价值指向。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主体性特征进行多维辨析,有助于把握新时代的文艺领导政策,指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础上,对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文艺政策的继承与发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具有丰富的内涵。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从实践主体、塑造主体和价值主体三方面体现出人民主体性的深刻内涵。首先,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主体,其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基础。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其次,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要对象,始终要将人民群众作为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最后,群众认可是文化评判的根本尺度,文化产品的价值实现最终要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这种检验既是市场层面的选择,更是价值层面的认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通过人民主体性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凝聚精神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根基,并以中国智慧为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全新经验。

城市交通是城市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之一,探究高效能碳减排路径对促进交通运输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北京市作为人口集中、经济活动频繁的城市,其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不容小觑。中国政府承诺力争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因此,研究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索有效的碳减排措施,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市为例,使用“自上而下”法计算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各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北京市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多个子系统,包括人口与经济子系统、交通子系统、能源与碳排放子系统和私人汽车成本子系统,通过模拟预测北京市城市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研究不同减排策略下的碳排放量变化。对北京市交通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近年来北京市交通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且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为扩张连接或弱脱钩,未达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通过仿真模拟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发现调整车辆能源结构、控制私人交通出行需求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交通碳排放的有效措施。通过推广新能源汽车、实施严格的限行政策和提高节能技术水平,可以显著降低交通碳排放量。不仅从政策的生态效益角度考察了碳减排措施的实施作用和影响,还从经济效益角度进行了评估,丰富了交通碳减排政策措施的评估范畴。此外,还考虑了政策实施带给消费者的成本变化,从政策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角度综合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引导作用,为政府部门选择高效合理的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为其他地区的低碳交通建设提供参考,对于实现交通运输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百年来的理论创新经验,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在2023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更深厚的文化根基,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理论创新、增强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内涵,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打通传统与当下的关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化角度看,“第二个结合”坚持大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放到党的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之“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相互结合的内在机理,并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探索出在这一结合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研究发现,“第二个结合”创造积累了三大经验,即坚持碰撞与选择的主体自觉经验、继承与融合的路径优取经验和守正与创新的使命担当经验。这些经验,对于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第二个结合”,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历史脉络与实践路径,既是把握中华民族发展大势的三维透视,更是揭示党的民族工作发展演进内在规律的必要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其理论建构呈现出三重思想源流: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哲学根基,继承“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追求;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为方法论指引,创新发展“多元一体”民族观;以中华文明“大一统”“和合共生”等传统政治智慧为文化滋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实践和历史的双重检验。这一伟大实践历经了酝酿与奠基、探索与确立、创新与发展、成熟与升华四个一脉相承的发展阶段。在新时代的实践场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的推进路径,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坚定推进政治认同、激发深层文化认同、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四个部分综合部署、一体推进。这多维一体的实践体系,既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智慧,又回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加速演进,成为提升城市碳生产率的重要力量。选取2010—2022年我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容量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不同区域进行异质性检验,并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进行传导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推动城市碳生产率提升。基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突破数字技术壁垒,提升创新能力;缩小不同区域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采用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优化等方式来促进碳生产率的提升;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多变,商业发展及数字技术应用的交叉融合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成为企业顺应时代发展的首要变革方式。在当前外贸需求萎缩的现实境遇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受到企业和学界的共同关注。借助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以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为考察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企业在经受冲击后具有更高的出口韧性,说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具有积极作用,该结果在多次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具有较高可信度。其作用机制表现为,企业的流动比率在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财务流动性,增强了企业在外部冲击下的出口韧性。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缓解企业创新投入不足,从而提高企业的出口韧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提升效应较为显著。研究旨在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学术成果,为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消费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产业,其品牌建设关乎企业效益与市场格局。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辽宁省凭借突出的产业底蕴、工业体系和丰厚资源等多方面优势,为培育高品质消费品工业品牌筑牢了坚实根基。为贯彻落实中共辽宁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提出的“打造万亿级优质特色消费品工业基地”目标要求,立足辽宁产业发展实际,系统剖析消费品工业的多维优势,深入探讨当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品牌建设战略规划有待完善,产业规模不大、品牌价值不高,消费品工业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知名龙头品牌匮乏、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品牌宣传缺乏合力等。据此提出“匠心辽品”品牌发展战略,从完善顶层设计、全面优化品牌建设环境,梳理“匠心辽品”目录、构建高品质消费品工业“四梁八柱”,依托科技创新培育龙头品牌、加强消费品工业有效供给,精准打造特色品牌、实施“匠心辽品”形象工程等方面,系统地提出辽宁省消费品工业品牌建设实施路径与保障措施。

数字技术包容性发展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通过赋能三次分配机制,显著优化了收入分配格局。基于2024年第一季度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技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在初次分配层面,数字技能通过重构劳动力市场,显著提升了劳动者收入水平,其中高数字技能群体的收入增长效应尤为突出,但技能分层现象加剧了收入差距;在再分配层面,数字技术驱动的政府治理转型通过智能税收监管、精准社会保障和数字化公共服务,有效提升了再分配政策的公平性与效率;在第三次分配层面,数字技术通过降低慈善参与成本、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拓宽捐赠渠道,推动慈善捐赠规模增长,市场化与社会化协同机制初步形成。然而,数字鸿沟问题依然存在,表现为农村人口与低技能群体在技术获取、使用及受益上的结构性劣势。基于此,应构建“数字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均衡—数智赋税—慈善透明化”的四维政策体系,以数字技术包容性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追逃力度不足、法治追逃不够健全的规范困境。作为制度应对,《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时新增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时至今日,“外逃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仅有程三昌案一个孤例,适用率显然畸低。究其根本,不仅在于缺席审判程序可能重在威慑等原因,更在于程序未实现一体化建构,故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之际,有必要对缺席审判程序进行规范再造,使该程序由分割迈向一体。我国“外逃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本质上属于缺席诉讼程序,由缺席调查、缺席起诉和缺席审判三个环节组成,前两者构成程序的审前环节。运用规范研究和对策研究方法,检视该程序适用现状,认为其存在缺席调查范围未关照审判、检察机关程序控制有限和辩护权保障未贯穿全程的问题,导致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相割裂,并使程序呈现分割化特征,严重阻碍程序适用。研究发现,程序分割化存在诉讼构造线性化影响程序正当性、庭审活动虚置化制约程序实质性和审前程序功能空泛化掣肘程序实效性的弊端,基于法律解释和立法论证,促进该程序一体化应发挥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协同共振效应,健全以监察权为核心的程序启动机制、构建以检察权为核心的程序控制机制和以辩护权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机制,使监察权、检察权、辩护权与审判权有效互动,更好地发挥该程序反腐败追逃的应然作用。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在既有理论基础之上,通过“一体化”这一新视角对该程序进行外部检视,透过程序的阶段性和贯通性探寻该程序适用率低的原因,有助于完善“外逃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本体架构,为反腐败追逃提供真正可供适用的程序,助力我国反腐败追逃法治化,并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提供相应参考。

对赌协议作为民商事交易中的重要工具,经常被用于私募股权投资及风险投资领域。分析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履行障碍的成因,认为其出现履行障碍,可归因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未有效处理减资程序与股权回购的关系,将二者进行捆绑;投资方在目标公司股权占比中过于弱势,导致开展减资程序时不具有主导地位。认为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应定性为合同条款附条件的合同,而非射幸合同或附条件合同。其中,对赌失败是作为当事人约定的股权回购的意定条件。为了破解履行障碍,可以类推《民法典》第159条关于恶意阻却条件成就规定,破解恶意不启动减资程序的履行困境。因为股权回购请求权已具备可执行性,所以可要求不履行回购义务的目标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在违约责任终局救济方面,投资方救济方式有基于给付迟延而产生的债法救济以及基于物权人身份所具备的原物返还请求权。

责令候查措施作为新《监察法》增设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兼具保障监察程序效率与限制权力恣意的双重功能,但其在贯彻法治原则和权利保护原则方面仍有待完善。分析责令候查措施的属性定位及价值导向,认为现行规范存在适用法律规定模糊、被责令候查人权利保障不足、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衔接不明等不足,导致监察权运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扩大,程序正义与权利保障面临虚置风险。基于法治原则与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制度完善应以立法精细化为前提,细化责令候查措施的具体法律适用,完善被责令候查人权利救济体系,通过嵌入比例原则审查、构建分层审批程序压缩裁量权滥用空间,同时强化权利救济的外部监督机制,引入检察机关介入监察异议申诉程序,并完善责令候查措施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实质化衔接规则。唯有推动监察权运行的法治化转型与权利保障机制的协同优化,方能实现反腐败治理效能与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为监察体制改革注入可持续的法治动能。

数字经济与居民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既是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微观问题,也是影响我国文化消费政策制定的宏观问题。采用宏观和微观数据相结合的方式,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和数字化创新三方面构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和西藏地区除外)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生命周期家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以及不同地区家庭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数字经济对户主年龄在60岁及以上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户主年龄在30~39岁的家庭;数字经济对中等偏上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高收入家庭;数字经济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两方面促进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应积极鼓励数字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丰富数字文化产品供给,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培育壮大数字文化消费新业态,拓展文化消费场景,释放数字文化消费潜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家电产业发生深刻变革。立足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围绕数字技术重塑家电产业供需结构与运行逻辑问题,系统分析中国家电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现实进展与主要约束,揭示其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意义。运用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供给端与需求端两个层面,对中国家电产业制造体系、渠道结构、要素配置、产品形态及消费模式等方面的演进进行整体性考察与结构性分析。研究表明:在供给端,制造环节实现智能工厂升级和生产模式转变,提升生产效率与精度,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销售环节传统渠道升级,新型渠道涌现,社交媒体电商增长迅速;产品终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化,构建产品生态圈;在要素配置上,信息化平台整合产业全流程,推动供需匹配智能化。在需求端,数字时代使家电消费需求向智能消费、个性化需求转变,消费习惯呈现场景化、重服务特点;新兴消费群体崛起,推动产品向智能化、场景化发展。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家电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应对能力仍然不足、数字生态转型困难、服务理念和模式相对滞后。面向未来,中国家电产业需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顾客价值,建设“家居互联”平台,构建新销售渠道和智能新零售场景,实现产业的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本文旨在厘清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测量京津冀整体及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明确划分京津冀三系统当前所处协调发展类型,并分析影响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本文构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而采用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衡量各系统的发展情况;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确定京津冀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并判断北京、天津、河北三系统耦合协调类型;最后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通过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分析影响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通过对2009—2022年京津冀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首先,京津冀地区整体上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上升;其次,分地区分系统来看,京津冀三地均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格局;再次,耦合协调评价结果显示,京津冀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逐步上升,北京、河北三系统由“勉强协调”优化为“良好协调”,天津由“濒临失调”调整到“良好协调”,三地均从“过渡调和区间”进入“协调发展区间”;最后,教育文化对北京、河北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大,基础设施则对天津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在推进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制定差异化的地区发展策略。

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知识产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知识产权司法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承担多重功能,人民法院以知识产权司法为抓手探索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路径,契合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与发展方向。通过系统梳理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研究成果,结合司法领域的典型案例,从文献、案例、理论三个层面审视知识产权司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现状、实践效果及结构假设,探讨论证知识产权司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构造与理论模型,并提出知识产权司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层次化方案。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通过要素抽取、机制创新以及整体性保护等方式实现赋能效果,其司法内容、司法进程、司法结果共同构成赋能进程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运行基础在于,知识产权司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以类型化案件为前提,通过差异化的司法处遇方式,促进技术的持续突破与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最终推动实现产业模式的深度转型。该模型的运行逻辑在于,知识产权司法与新质生产力要素相通,其裁判结果能够塑造新质生产力相关规则,通过知识产权司法能够维护并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助推引导形成先进生产关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进而产生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效果。随着知识产权司法实践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知识产权司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层次化方案应从四个维度进一步展开:从权利保护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升维;从要素识别到精准发力的过程培育;从新型视角解读司法的裁判转化;从个案到类案释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效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一部蕴含着丰富赋权思想的法律。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合作社赋权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但法学领域对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本体赋权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合作社及其成员的法律赋权却没有给予足够呼应,还具有研究空间。而法律赋权恰恰是合作社及其成员的根本性赋权,对其进行深入探析有助于明确合作社法律赋权深厚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及长远目的。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本体赋权规范,从法律是社会习惯和思想成果的原理出发,整合赋权、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内生动力与乡村振兴的概念。研究结果表明,赋权与内生动力及乡村振兴三者之间存在闭环运作的机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五重赋权集中体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本体赋权的重要思想,其实质及特点集中表现为:合作社法律属性赋权是内生动力增强的根本,合作社政策赋权是内生动力增强的动能,合作社市场赋权是内生动力增强的关键,合作社组织赋权是内生动力增强的保障,合作社成员赋权是内生动力增强的基础。“闭环运作机理”与“五重赋权”给《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赋权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收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本体五重赋权与内生动力及乡村振兴三者在理论和实践逻辑力量的推动下形成闭环的赋权样态,揭示了赋权与内生动力、乡村振兴联动的内在机理以及赋权与内生动力增强、乡村振兴实现逻辑形成的可行性。法律是扶持合作社发展相关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对合作社的法律赋权,将随着乡村振兴目标及其未来升级而优化完善。合作社在实践发展中还会不断遇到新问题,为合作社赋权思想发展提供新课题,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本体赋权理念进一步完善,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以及“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深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占GDP总量4成以上,已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具有空间关联特性,能够突破地理限制,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牵引带动作用。然而,由于技术的中立性和资本的逐利性,数字经济联动区域一体化建设过程中面临数据安全、主体地位异化、数字治理秩序混乱等问题。聚焦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的辩证关系,采用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从域外语境与本土实践两个维度分析双重空间叠加作用下的经济事实面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联动区域一体化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权益破坏和数字劳动领域异化等非经济价值的损失,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基于此,重构大数据应用的抽象价值体系,提出经济价值目标应关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机制、资源优化效应和高标准效应,以及数据自由流通的空间整合机制;非经济价值目标则应强化公民数据权利保障和数字劳动领域平等正义实现。研究进一步揭示资源分配不均衡、技术应用能力差异和制度实施差异构成的发展张力,并提出价值融合的制度优化路径:构建数字经济赋能区域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最大化经济福利产出,强化监管职能保障非经济目标实现,协调规制工具完善规范体系,旨在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解决数据孤岛和数据壁垒问题以及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户行权”规则作为我国长期以来涉农权利的运行规则,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和中国特色。但我国对农户行权规定模糊的现实,囿于中国传统家户主义农地制度与西方个体主义私法理论的巨大反差,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生产方式的需求,亟待重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以户行权”规则体系。本文运用历史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站在历史的视角对“以户行权”规则深入考察,证明“以户行权”规则具有历史合理性与深厚社会基础;以《民法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范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揭示目前我国法律对农户法律主体地位的模糊定位影响“以户行权”规则适用的困境;通过探讨我国农户现实生产生活状态,明确“以户行权”规则的现实情况,指出当前个体主义与传统农业模式对“以户行权”规则的冲击。当前,学界已经关注到农户主体问题对于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集体资产改革的重要意义,但学者大多着眼于宏观理论,鲜少对“以户行权”规则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本文立足于“以户行权”规则在我国的独特优势与实际价值,梳理“以户行权”规则的存在必要性与时代矛盾性,对当前尚存与规则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创造性转化,重构和探讨“以户行权”规则未来实现路径,力求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上进行创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在理念上应坚持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基于历史主义与功能主义要求,明确农户独立法律主体资格;其次,在制度设计上应坚持以农户为中心,从外部涉农事项公示外观与内部农户成员权利结构两个方面,对“以户行权”规则进行重构。在此基础上,切实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深刻批判,更是对未来社会形态下劳动关系重构的积极探索。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关系,劳动主体似乎拥有了劳动解放的有利条件。然而,隐藏在数字经济背后的资本剥削也以更加深刻的方式给劳动主体解放套上了枷锁,劳动异化的新升级和资本剥削下的权力不对等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主体解放的悖论。数字经济为劳动主体解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劳动者面临主体性丧失与异化加剧的困境。劳动主体解放悖论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私有制和传统分工形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二是,劳动者在资本统治加剧下逐渐边缘化;三是,社会公平正义面临着数字鸿沟的挑战;四是,相关政策法律的不完善导致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寻求劳动主体解放,要提高劳动者素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要打造公正有序的数字劳动原则与制度规范,维护劳动正义;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破除资本逻辑桎梏;要深化分工领域改革,建构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分工秩序。这些路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突破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主体解放悖论的有效路径,为揭示技术进步与劳动主体解放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多维度的解决方案。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具有保障农牧业生产安全、经贸安全、粮食安全及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传统价值,更具有保障生物安全及提升生物领域国家安全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时代价值。我国从为防范病虫害入境对进出境动植物实施检验检疫制度肇始,逐渐形成了以《生物安全法》风险预防原则为主导的较为完整的生物安全保障法律体系。但就当前外来物种入侵法律规制而言,尚存在基本概念不明确、规制对象认定标准欠缺、风险预防原则落实不全面以及规制针对行为驳杂与监管盲区等问题,难以充分保障生物安全、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应以统领生态环境领域的《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契机,将防控外来物种入侵放在整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系统考虑,明确其法律内涵,针对“一般外来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按照风险程度分别构建风险预防和损害预防的全过程法律监管制度,在全过程防控原则下形成行政机关内部协调、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彼此联系、交互作用、协同发力的整体性防控体系,并激励社会公众参与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

现代经济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非农就业选择,但同时这种离土行为也使得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模式受到挑战。由于我国农户承包的地块普遍较小,因此难以利用规模化机械农业劳作来缓解农村劳动力流失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针对这一现实困境,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农地流转政策,旨在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适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但这种行为是否能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尚无定论。为探究农地流转是否按照政策实施预期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农地生产扰动以及其阈值水平,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库农户样本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探析,并使用农地流转尚未普及时的2013年农户样本作对比。创新性地运用多项式回归和门槛回归对三者关系进行分析,其中,农业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核心解释变量,农地流转为门槛变量,研究发现:(1)2018年的农业生产率、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和农地流转率均超过2013年,说明三者正在发生深刻改变。(2)201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而2013年两者不存在显著关系。通过将样本划分为是否进行农地流转两部分重新进行多项式回归发现,选择农地流转的农户会随着家庭劳动力转移而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率,表明农地流转可能是造成这两者关系改变的重要原因。(3)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单阈值效应,当该样本中农户的平均农地流转面积超过所承包农地的20.83%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才能有效带动农业生产率提升,即推进农地流转有利于实现农民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双赢。(4)对于土地已确权的农户和处于粮食产区的农户,农地流转的门槛值都低于样本平均水平,即相对较低的农地流转门槛即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基于此,应继续倡导农地流转,同时在总体把控上应更侧重流转的土地面积而非扩大参与流转的农户数量。此外,有必要加快土地确权和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农地流转规模策略,以适应不同农户需求和地方农业发展的特点。

裁判文书公开制度施行十余年来,法院的裁判文书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取得了重大进步。从外部视角看,裁判文书公开有效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统一裁判尺度、规范司法行为、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法学教育和研究等方面都发挥了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内部视角看,法院在裁判文书公开中面临着司法权威受损、司法成本增加、隐私保护冲突及负面舆情风险上升等困扰。内外视角的不同引发了如何推动和改进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的争论,其本质是裁判文书公开“成本—收益”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当下司法资源配置不足成为裁判文书公开的阿喀琉斯之踵。实现裁判文书依法、全面、及时、规范公开的目标,应从转移成本和降低成本两个方面入手,这不仅要明确裁判文书公开的责任归属,更要拓展裁判文书公开的技术嵌入空间,提升司法对纠纷的承载能力,确立专职人员统一公开模式,为裁判文书利用立规明矩,通过完善司法资源支撑使裁判文书公开工作行稳致远。

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逻辑统摄下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相互交织、重叠。其中,生态危机与消费异化深刻体现了资本、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在深层次上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异化以及人的异化与世界异化的内在统一。由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语境出发,重新审视生态危机与消费异化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为分析框架,剖析生态危机与消费异化在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与形式因方面的同一性,通过揭示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新陈代谢断裂的深层原因、作用机制及其治理困境,进一步阐释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研究发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生态危机与消费异化的同一性体现在以下方面:在“质料”方面表现为人与自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过程,这是两者同一性的基础;其“动力”均来自资本逻辑驱动的“生产跑步机”与“消费跑步机”的加速运转;其“目的”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双重控制下生态价值的错位与消费意义的偏离;在“形式”方面体现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即人与人以及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无法修复的裂痕,这是两者同一性的最终结果。事实证明,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矛盾,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和消费异化的双重困境。面对此种现实,在强调生态正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重塑人类生态文明美好图景,成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重要概念。与以往强调的“努力奋斗”“不懈奋斗”不同,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团结奋斗与国家现代化事业相结合,将其提升至大会主题的高度,彰显出团结奋斗精神的重要价值。运用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团结奋斗的语境出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文化印记、宝贵经验、科学道路与伟大实践。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形成的历史经验,是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有之义,为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现实问题、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保障与精神动力。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过程中,团结奋斗具有文化积淀、经验总结、理论指导与方法归纳的促成功能,从四重逻辑上构成了一个主调明确、主脉清晰、主论坚定、主则规范的健全体系,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底蕴深厚、经验丰富、理论严密、发展有力等重要问题。在团结奋斗的视域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传统单一的研究范式,从微观与宏观双重角度出发对团结奋斗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进行整体性论述与分层性剖析,揭示了将团结奋斗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面对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在团结奋斗的语境中探析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显示出更为宽广的理论空间与重要的时代意义,这一命题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聚焦现实问题的需要,有助于在新征程继续弘扬团结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为开辟中华民族美好未来、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