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是一国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一国国民的精神家园。文化遗产保护理应获得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的重视。在明确文化遗产保护和宪法关系的基础上,梳理各国宪法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规定,并从宪法维度论证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位和权利归属。
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手段,对犯罪行为具有预防、控制和惩处的功能。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修复性。在文化遗产犯罪猖獗的今天,通过刑法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是,我国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在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从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刑法预防和控制文化遗产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对现行刑法予以进一步完善。
探讨纽伦堡审判对于文化遗产国际司法保护的历史意义。简单交代纽伦堡审判的背景,详细叙述纽伦堡审判中关于破坏文化遗产罪行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指出其依据在于1907年《海牙公约》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范。纽伦堡审判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则对于制止破坏文化遗产的罪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规则的法典化都有重要意义。
隐喻是以一物指他物的常见思维模式,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中的各种讨论充斥着这种思维方式。目前,学界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仍处于一种自发而不自知的状态,故无法避免隐喻所带来的弊端,这些弊端在文化遗产法中尤为明显。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着较多讨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为例,可以较好地阐释隐喻这一方法对文化遗产法律研究的贡献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据此提出扩大概念所隐喻对象的范围、探讨具体制度的构建、考虑事物背后的价值取向等建议。
文化权利是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人权,内在地包含了文化遗产权的某些方面,但文化遗产权概念的提出突破和发展了传统文化权利的内涵。文化遗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正当性,是指特定主体基于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某种利益或者与特定文化遗产的某种联系,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以及传承和发展的一种复合权利。文化遗产权是公益权与私益权的统一体,其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全人类3个层面,客体是具有特殊资源属性的文化遗产,内容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接触、欣赏和保护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开发利用权和参与管理权,所有权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等。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不得不寻求变革。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将学习西方当成第一要务,直接导致了西学的兴盛、中学的颓败,国粹派应时而兴。国粹派是晚清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不仅致力于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复兴传统文化,还孜孜以求于对古籍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较早地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提倡并践行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多种多样,除征集、购买古籍外,还亲自访查古籍、示范编撰古籍,并将宣传和传播古籍当成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鉴于近代中国文化遗产流失严重,国粹派呼吁通过制定文物保护法来保护文化遗产。
基于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199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发现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然后对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和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的结论是: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具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在短期内前者对后者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后者对前者作用并不明显; 而从长期水平来看,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发展关系。
近年来,发达国家电子废弃物的流入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民众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我国在阻止电子废弃物流入的相关法律规制与监管上存在漏洞,且经济发展战略不合理,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落差导致发达国家电子废弃物流入屡禁不止,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分析国外电子废弃物涌入我国之现状与原因,并从法律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思路、经济发展战略、国内管理和国际合作5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在对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整体上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有提升作用,但细分行业的作用有一定差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对装备制造业所有分行业竞争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只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促进作用较小。金融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只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作用为负。科学研究和批发零售业对装备制造业所有行业竞争力的影响都不显著。
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制造企业纷纷向价值链的高端发展,由此形成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趋势。然而,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法律、经济、技术、质量、社会等方面风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分析和识别风险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熵权法和三角模糊数集成的风险评价方法,并给出数值算例,为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风险评价提供参考。
目前,国际市场已经进入以需求为导向的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精益生产、敏捷制造、柔性制造乃至全系统生产等先进生产方式层出不穷。由于企业实施先进生产方式和企业组织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何进行组织结构变革也就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整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界定先进生产方式的内涵,揭示先进生产方式和企业组织间的关系,结合相关实例对企业界面向先进生产方式的组织结构变革现状进行分析,并进行先进生产方式下的企业组织结构框架设计,提出职能-流程型的企业组织结构。
在政策环境影响评价中,由于政策在实施和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长期性,使得对它的评价更具动态性,因此使用动态评价方法进行研究是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的关键之一。明确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的必要性,建立动态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评价因子的基础权,并用变权法进行动态研究,最后进行例证分析。
为明确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影响因素及事务所的定价策略是否相同,对2003—2009年A股上市公司审计费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品牌声誉越好、在省市审计市场地位越领先,其越能够获得高额审计费用。其中,事务所声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事务所规模,最后是事务所市场占有率。
房地产行业关系着人民的生活质量。房地产行业中盈余管理的出现是由于多年来高房价、高利润以及行业监管的缺失所导致的。研究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公司盈利能力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实证分析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则盈余管理水平越低,即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近年来,中韩渔业纷争迭起。《中韩渔业协定》是处理中韩渔业纠纷时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但其中关于渔业水域的划分在中国渔民传统捕鱼权保护方面存在疏失,对未来中韩海洋划界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分析《中韩渔业协定》的作用和意义,认为鉴于该协定的时间效力和空间效力,中国有权通过终止条约的方式进行自我救济。
人口老龄化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经济和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我国家庭养老功能急遽弱化,机构养老服务功能尚不健全,因老龄化而产生的纠纷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如不妥善解决,必将严重破坏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现状,以社区为核心,以民法、社会法为基础,努力打造全方位网格化的老年人社区服务、管理创新模式,使社区养老更适合我国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要。
面子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介绍Penelope Brown和Stephen C.Levinson的面子礼貌理论,据此阐述中西方维护面子的差异:中国文化倾向于对正面子的维护,西方文化偏重保全交际者的负面子。从历史、价值观体系角度分析造成中西方面子观差异的根源:中国文化中面子观根植于群体意识和儒家文化,而西方文化中面子观受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契约精神的影响很深。在跨文化交际日益增加的今天,要尽力避免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冲突,使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不仅要了解文化差异,更要了解文化空缺现象背后认知模式的差异及其根源。中美文化中存在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这也是双方认知模式迥异的根源。在对文化空缺进行理论概述的基础上,对中美文化空缺现象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探讨由此带来的中美认知模式差异。在文化空缺的基础上对中美认知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中美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