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技术发展趋势和新兴技术的潜力进行系统性预测是国际上技术经济领域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对国外近年来技术预测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所使用的技术预测方法进行回顾,将主流技术预测方法划分为模型化方法、统计和数据挖掘方法以及描述性方法三类,对各类方法的优点和局限加以梳理,并总结现有文献对不同方法的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和经济形势的严峻变化,对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中国来说,颠覆性技术的商业化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对国内外关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及其商业模式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探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内涵、发生机制、实施途径以及应对策略。发现,颠覆性创新通过商业模式的革新不仅可以应用于企业,也同样可以应用于产业和国家层面。颠覆性创新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尤其是对那些人口基数大,具有大量的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以及“非消费者”的国家来说,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技术较为落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其明显具有外生性,也符合比较优势。实践中,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途径很多,主要包括直接技术引进、加入全球价值链、FDI等。由于技术引进成本低、居民储蓄倾向高、扭曲后的要素价格低等原因,后发国家能够在较短时期内迅速扩大中间品种类并提高其质量,由此带来快速的技术进步。从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其出口结构、专利数量、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均明显得到优化,后发技术进步优势非常显著。
政府是污染减排的重要主体,了解其行为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对提升污染减排效果及实现中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性地将政府减排目标纳入研究框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角度分析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因素对地方污染减排的影响,并用工业污染物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存在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为正;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作用方向为负; 两者之间存在适应性调整阶段,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由正向作用向负向作用转变。产业结构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因污染物种类而异,经济规模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作用方向为正。
环境协议是欧盟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顺应欧盟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物。欧盟竞争法全面规定了环境协议法律构成的各项问题,众多环境协议案例也进一步论证了环境协议区别于竞争法中一般协议的法律特性。环境协议的兴起与绿色豁免的例外正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必然产物。我国竞争法协调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时也对此予以规定,并解决了一些有关绿色豁免的不正当竞争案例。但我国环境相关市场正在形成,尚未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处理体系,对欧盟竞争法中环境协议法律制度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环境协议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鉴。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企业需要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并进行技术升级和资源整合。云计算作为一种新兴的数据处理模式,能够加强装备制造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在分析装备制造业对产品、技术、设备和服务等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云计算的平台架构方案。对平台功能模块进行描述,设计出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平台业务流程数据模型,为进一步实现系统目标和满足客户需求提供借鉴。
装备制造业作为辽宁区域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其发展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建设却相对滞后,成为制约辽宁装备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在界定区域品牌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阐明产业集群与区域品牌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区域品牌建设模式,并结合辽宁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提出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行政管理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其创建、调整及改革的动力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当前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潜在经济社会利益的诉求是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但对具体实施路径的分析却存在较大差异。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和路径,并指出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上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梳理既有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区域共同市场规则等对策性建议。
近年来,管理者的非完全理性对公司财务决策所造成的影响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有过度自信、有限理性、参考偏好点等,而其中最为主要也最为重要的便是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公司决策的影响。以2010—201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会计条件稳健性和会计非条件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指出管理层过度自信显著降低了企业财务会计的条件稳健性与非条件稳健性; 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中,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程度不同,非国有控股公司中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会计稳健性的负效应比国有控股公司更大; 严格的外部监管能够显著地减弱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企业财务会计的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的影响程度。
2009年开始的一系列家电补贴政策退市后,家电行业股票价格大涨大跌,投资者迫切需要相关指标来指导其进行股票投资决策。采用文献研究和回归统计方法,选取深圳股市2004年1月到2013年12月共10年的月度数据作为样本,对深圳市场股票收益率与市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终筛选出市盈率、市场超额收益率和账面市值比因子为回归模型的显著变量。从上市公司规模、成长性、股利等方面对原因予以分析,并从投资者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由于策略型顾客的存在,顾客社会学习行为对产品的动态价格、最优库存以及供应链的协调契约均具有重要影响。在集中供应链环境下探讨基于顾客学习行为的最优运营决策,研究二级分散供应链中顾客学习行为对收益分享契约、回购契约和销售折扣契约的影响。指出传统的收益分享契约和销售折扣契约虽能协调供应链,但前者必须满足顾客学习能力达到某固定值的条件,后者则不能以任意比例分割供应链利润,基于此提出基于销售期的差别回购契约,即无论顾客学习能力为何值其均能协调供应链,并且能以任意比例分割供应链利润,以期为顾客学习行为理论夯实基础。
权利的保护要建立在权利细分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民新市民的概念界定与权利解析为切入点,分析农民新市民法律权利保护缺失的原因:新市民民主诉权缺失、人身损害受偿权差别对待、劳动权益缺失、社会保障权益缺位、新市民子女教育权缺损。据此提出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对策建议:保障新市民平等的民主诉求权利,保障新市民平等的劳动权利,保障农民新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保障新市民的公平教育权利,努力实现对农民新市民各项权益的法律综合保障。
“刘老根”商标抢注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影视角色商业性使用问题的关注。经深入探究发现,这里存在的权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是一种新型权利——影视角色商品化权。对影视角色商品化权的概念进行界定,指出其在商品化权中的位置,讨论现有影视角色商品化权保护模式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据此提出我国影视角色商品化权保护体系的构建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