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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特稿
  • 本期特稿
    李 钢, 游正宇, 熊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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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市场主体,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与国内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要求,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不仅关乎其自身改革方向,更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关键命题。通过构建拓展性的基于“五类市场失灵”的国有企业“属性—战略使命—功能”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战略使命与功能定位。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视角切入,传统市场失灵理论主要聚焦三类典型问题:第一类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垄断、外部性与公共品短缺问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因路径依赖形成的比较优势陷阱,第三类是转型经济体特有的市场制度不完善与行政壁垒。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失灵的外延进一步扩展,形成两类新挑战:第四类失灵是逆全球化趋势的国际政治影响下传统国际分工体系受到冲击,第五类失灵是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共同富裕。本文提出,国有企业的战略使命及功能定位根植于其三重属性的协同实践:经济属性以效率提升与战略突破为核心,能够弥补传统的三类市场失灵,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治属性以国家安全与全球竞争力为使命,能够弥补第四类市场失灵,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社会属性以公平共享为目标,能够弥补第五类市场失灵,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国有企业不仅是市场失灵的“修补者”,更是国家战略的“引领者”。其三重属性的协同实践,既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也是全球治理变局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生动注解。IGDS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在解决五类市场失灵中的表现已获得社会较高认可。
  • 区域高质量发展
  • 区域高质量发展
    鲍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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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慢、新旧动能转换不畅等问题,探寻推动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其承接产业转移和促进产业升级提供参考。从区位条件、特色优势产业潜力、市场规模、科技创新能力等多个层面,深入分析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禀赋条件;全面总结梳理特色农业竞争力、资源加工型产业、传统优势轻工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业集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综合成效;细致剖析在区域之间分工协作、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动能、产业对外开放以及民营经济活力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痼疾。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发展禀赋,在特色农业、资源加工型产业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一定综合成效,但也面临着区域分工协作不畅、传统产业升级困难、新兴产业动能不足、产业对外开放层次低、民营经济活力有待释放等问题。基于此,提出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引导,明确各地区产业定位,促进协同发展;完善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优化新质生产力成长生态,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动能;创新产业开放发展体制机制,提高产业对外开放水平;强化民营经济政策制度服务供给,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等一系列对策,以期推动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 区域高质量发展
    许潆方, 陈哲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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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中国中部地区在资源、交通、市场、劳动力、教育、科技和土地等方面的优势,以及近年来在制造业领域取得的积极进展,进而提出促进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梳理中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现状,涵盖轨道交通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工程机械、光电子信息、汽车、智能语音、稀土新材料及应用等领域。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总结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提出推动资源加工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的策略。进一步探讨中部地区如何积极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以及深化产业分工协作的方法,提出通过建设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供应链,高水平科研、高水平开放等平台以及强化数字基础建设来打造重点产业增长极和推进数字赋能的具体措施。研究发现,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具备相当优势,在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方面亦具有一定优势,通过找准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国家战略、狠抓平台载体建设和强化数字基础建设,可以有效提升该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加快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建设,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启示。
  • 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
  • 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
    温馨, 翟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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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与产品深度融合趋势的显著发展,企业面临多元化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者对个性化服务体验的高要求等问题。许多企业更加注重产品与服务的紧密结合,期望通过提升智能产品服务系统水平来满足消费群体多元化需求,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当前关于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评估研究相对匮乏,企业难以准确认识自身解决方案的优势与不足,从而限制其优化与发展。基于现有文献和理论明确了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核心特征,并考虑设计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因素,构建包含用户体验、经济性、环境影响和服务4个方面10个二级指标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粗糙数改进的BWM计算指标权重,准确描述模糊评价信息分布,以确保决策信息质量;同时利用粗糙数改进的TOPSIS法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通过引入欧氏距离,结合粗糙集理论中的距离概念进行计算,体现数据的不确定特征;选取贴合研究场景的特斯拉Model 3、蔚来L7、小鹏P7i和蔚来ET5等4款新能源智能汽车产品作为备选方案进行实例计算,发现蔚来ET5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在本文评估标准下的运行表现较为突出。基于粗糙数改进的BWM和TOPSIS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能够有效规避智能产品服务系统评价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粗糙数客观地整合群体意见,BWM和TOPSIS法相结合有效简化了计算过程,提高了判断的准确性,增加了权重结果的可靠性。选取符合应用场景的新能源汽车作为研究实例,充分证明了所构建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为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与参考,推动了智能产品服务系统评估领域的发展,也为企业实现商业模式革新、提升用户满意度和竞争力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 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
    胡雨朦, 郭朝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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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产业结构呈现“两个50%”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0%。与此对照,当今发达国家这两个比重普遍超过70%,即呈现“两个70%”现象。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是趋势性的,如何在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效率不下降、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关键是避免过早去工业化、不削弱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支撑地位,出路是增加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并且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走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之路,协同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和建设服务业强国。利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用完全消耗系数测度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分析融合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各细分产业特征。总体特征上,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趋势明显,但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加深;行业特征上,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存在异质性。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促进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宏观层面应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融合发展环境,中观层面应因行业制宜差异化选取融合发展路径,微观层面应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融合发展新方式,为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并最终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迈向更高水平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 经济与管理
  • 经济与管理
    杨灵, 王梦月, 蔡冬冬, 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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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国家低碳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9年我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2010年开始推行的3批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事件研究、合成DID以及广义合成估计等方法,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选取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业集聚等作为中间作用机制变量,同时控制要素配置、金融发展、金融效率、信息化、市场化和环境规制等因素。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城市GTFP水平,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试点政策作用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与效应,技术创新、产业集聚起到调节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调节抑制作用。动态效应分析显示,政策实施后的平均处理效应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处理效应逐步提高。旨为评价低碳试点政策实施效果、持续推进国家低碳战略提供实证支撑,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尽早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 经济与管理
    聂颖, 韩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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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衰退型城市普遍面临整体经济发展迟缓的困境,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是资源型城市集中区域,其经济发展受限状况尤为显著。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行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旨在改善资源衰退型城市发展困局,进而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绿色转型。选取2010—2019年东北三省34个城市面板数据,依据我国2014年推出的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对比处理组与对照组来准确辨识该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并评估处理效应,目的在于检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产业高级化水平的作用,以及地方财政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显示: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效推动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同时,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新能源产业发展示范效应的充分发挥,财政压力的增加会对试点实施的长期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加速推进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警惕盲目扩张带来的风险,着力减少新能源示范城市财政约束,充分释放国家政策对新能源示范城市的支持效能,以此推动新能源产业以及地区经济稳健发展。
  • 经济与管理
    齐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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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治理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生态环境治理也逐渐成为各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工作内容。当前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面临多重复杂背景及挑战。基于我国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案例的对比研究,试图通过对这两个案例不同治理样态下的详细解读,提炼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困境、治理逻辑及其治理对策。从我国现阶段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问题出发,提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转型中出现的“碎片化治理”“精细化治理”“运动式治理”“整体性治理”样态。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通常表现出政策执行偏差、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治理资源缺乏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提升政策执行韧性、引入嵌入性自主治理理念,强化基层组织能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畅通沟通联结机制、构建治理共同体,以期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治理建议,通过城市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与提升,助力我国城市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经济与管理
    姜峰, 姚宇, 蓝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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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要素已成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明确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理论机制,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潜能是数字时代的焦点。沿着“数据—数据资产—数据要素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演进逻辑,厘清数据要素价值化概念及其形成依据,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论证数据价值实现机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化形态、价值化路径、运行机制三者的高效统一,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交换理论、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视角,探寻数据要素价值化路径。数据要素化带来的智能化、自动化替代了人类的简单劳动,降低了交换成本和交换时间,为人类转向经济附加值更高、抽象化的复杂劳动提供了基础,增加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数据规模扩张推动“生产资料公有制”由设想变成现实,虚拟的数据空间与实体产业相互交融助力产业生态“共同体”的快速形成,数据安全克服数字技术的无边界、无中心特性,数据治理为社会公众监察、选择性购买、组织环保活动提供了新途径。为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我国应打破数据中心“重建轻用”,加快数据劳动力在不同领域的场景化应用,完善数据资源采集、管理、应用与安全等标准体系,打造以数据驱动为导向的产业生态。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李砚忠, 李瑞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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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如今的西方民主已背离了民主的元旨,是“金钱民主”,具有资本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对民主内在政治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是对一些西方国家试图以“民主”为名对中国进行指责与遏制的有力反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新面貌”。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应当进一步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要在民主实践中凸显“新”。采用对比分析法尝试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性发展进行全面探讨,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民主的本质,为探索未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方向提供理论参考。研究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有根有源有传承,是结合我国传统政治智慧和最新民主实践所提炼出的经验结晶。一方面,从纵向对比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文化性建构和历史性建构的融合;另一方面,从横向对比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开辟了一条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值得他国借鉴的民主新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发展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过程。在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来探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一是应当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二是应当把握住政治“主心骨”,把党的领导贯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方面;三是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笃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四是应当持续创新实践机制,着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新阶段,通过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可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刘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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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聚焦领域,对经济领域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通过文献回顾和比较研究发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语义在于“高水平”,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升级版要求。系统深入研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意蕴、主要原则以及关键举措,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理解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成逻辑是研究起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着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从历史逻辑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的经验总结;在理论逻辑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继承性创新;归因实践逻辑,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表现为:一是坚持自立自信,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坚持守正创新,破解经济学的世界性难题;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直面改革中“最紧迫的事情”。基于严谨缜密的逻辑体系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结合实际,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实现市场主体高水平;夯实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实现市场体系高水平;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资源配置高水平;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实现宏观治理高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对外开放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