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可有效回应社会层面对宪法实施的功能需求,进一步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借助大数据分析,可以清晰地把握宪法援引案例的总体分布情况。通过类型化梳理,当事人的宪法援引方式包括罗列式、关联式、说明式和回应式,法院对不同援引方式的回应主要包括不予支持、纠正援引和认可援引。司法实践显示,对当事人的宪法援引有回应的必要,但法院的回应率相对较低。法院对当事人宪法援引的重视程度、规范化程度以及回应能力均需进一步提升。为此,应确立援引原则、明确回应情形、开展援引培训、制发指导性文件和案例,以推动宪法援引规范化发展,使其成为有迹可循的宪法实施方式。

随着世界范围内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人类有了攻克遗传疾病的希望。但是“基因编辑婴儿”案的出现,使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通过法律来防范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冲击。在刑法规制层面,准确把握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是进一步思考的前提。既往的研究将该罪法益限定为人性尊严、医疗秩序或人类遗传安全,但这并非真正的适格法益,无助于法益机能的发挥。合理界定该罪法益的方向应当是综合分析规范目的、法益性质、价值判断以及行为对象。基于以上方法,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人类遗传基因具有合理性。该法益界定一方面明确了“情节严重”的类型,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出罪事由的判定标准,划定了犯罪行为与科研行为的界限。

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对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实现。目前,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经济权利法律保护体系,但仍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需要出台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专门法,并完善现代农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相关法律制度。行政机关出台的农业政策应符合法治精神,依法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应鼓励社会力量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并完善矛盾纠纷的调解解决方式。强化对经济权利的法律保护,要发挥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作用,并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技能教育和法制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呈现出针对乡村治理的软法进路,在诸多方面发挥了其软法内容所具有的弹性、开放性及补充性作用,是我国探索软法治理的有益尝试,但也存在软法机制未充分发挥的问题。当前,应在软法硬法互动效应的强化、授权性的公众参与及治理信息共享等方面着手,弥补乡村振兴促进法软法机制的不足,寻求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软法治理进路。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与土地、技术、资本、劳动力齐名的第五大新型生产要素,被誉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平台企业投入巨额资本获取数据优势地位之后,对同行企业及下游市场企业实施的数据封锁行为,严重损害各领域市场的竞争秩序。为避免数据访问限制行为在我国市场的泛滥,应借鉴域外“必要设施”“数据可携带权”等规制理论,在包容审慎原则的指导下,建构符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规制制度。

为防范金融危机重演,二十国集团(G20)持续推进衍生品领域监管改革并于2009年通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声明》,以承诺的方式设定了衍生品跨境监管的国际方案。然而,因各司法管辖区监管理念的分歧、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方案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等问题,在上述国际方案实施过程中,各国衍生品跨境监管规则的差异化问题凸显,导致衍生品跨境监管套利与冲突频发,世界衍生品市场发展受到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际协作、采取有效措施突破G20国际方案实施障碍势在必行。在对传统遏制衍生品跨境监管套利的双边、单边治理进路进行比较分析基础上,借助多边监管遵从理念,提出“替代合规”机制的治理路径,以“硬化”金融软法效力、纾解监管资源错配问题、促进监管技术升级,从而消弭衍生品跨境监管差异化问题,推进G20国际方案有效实施。

中央立法的缺位导致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只能由部分地方先行探索。17个省48个县市区出台的文件显示,当前地方规范在质权的设立、运行以及实现等环节呈现出非均衡性特征。经对集体资产股权质押法理逻辑的分析,该差异化格局的形成源于各地在质押客体上的观念冲突。为使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规范走向制度化与体系化,应明确质押客体为集体资产股权收益权而非集体资产股权全部权能。在此基础上,建议从质押对象、公示方式、第三方同意、质押期间的质权效力以及流转程度、受让人的应有权能等方面予以规则构造,进而为新型股权质押中央规则的形成提供可借鉴经验。

在云技术、大数据、网络技术等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呈现出网络化趋势。为进一步提高研究和防控的针对性,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网络化的概念,明确攻击型、工具型及空间型恐怖主义的类型流变,认为其网络化特征包括犯罪主体一般化低龄化专业化“独狼”化、犯罪方式多元化智能化、犯罪行为隐蔽化、犯罪后果传播蔓延化等。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呈现出利用互联网技术、依托网络实施、攻击网络空间等网络化趋势,需要从将网络安全上升至国家反恐战略高度、完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法律规范体系、加强恐怖主义犯罪网络化专业应对机制建设、深化国际网络反恐合作等方面进行有效应对。

只有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功能进行正确定位并使其实现,才能更好地促进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完善。从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加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司法证明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来看,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应以防止冤案为主要功能,以保障程序公正、社会公德、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等重要利益作为次要功能。为实现上述功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对现有证据能力规则进行梳理和完善;在把握证明规律和经验法则的基础上合理创设证据推理规则,并使之保持必要的灵活性;对证明标准进行更为精细化的界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对包括举证方式和范围、被告人讯问规则、证人询问规则、新类型证据质证规则等在内的举证质证规则进行完善。

“三重一大”制度在党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行使公权力决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监督制约作用。“三重一大”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脉络,反映了新时代该制度独特的政治地位,使其应当被赋予更大的时代意义和更高的法律地位。“三重一大”制度和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存在着理论基础、制度目的、事项范围和主体等方面的重合,二者统一制度构建具有的多种优势,使其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因而,可从决策形式、决策范围和决策监督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以弥补制度漏洞和增强制度间的相容性。

不动产居住权和抵押权可以竞存,因其具备法理、经济、权利和权能基础。依据物权优先效力的普适性,居住权与抵押权的实现位序应遵从公示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居住权在先公示时,抵押权设立无需居住权人同意,在抵押权实现时抵押物买受人需继受不动产上设立的居住权;抵押权在先公示时,抵押人应对居住权的设立履行通知义务,居住权在影响抵押权实现时应当予以除去。为更好地保护抵押权人利益,可构建抵押物禁止处分特约登记制度,助力抵押权人利益保护从事后救济转变为事前预防;亦可依托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在增加抵押权人利益保护路径的前提下,实现多方利益平衡。

我国学者多数认为《民法典》完全实现了动产担保交易规则的功能化,并统一了担保物权制度与非典型担保规则,《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7条也将所有权保留纳入动产担保物权竞存规则之中,均系对《民法典》中所有权保留制度的错误解释。《民法典》恪守动产担保交易的形式主义传统,所有权保留的担保体系安排及公示效力赋予并未体现所有权保留担保与担保物权规则的功能化统一,所有权保留与担保物权缺乏竞存的制度空间。所有权保留公示规则的适用独立于担保物权规则,须遵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及目的解释方法。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并非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中之抽象、绝对的所有权,也非传统担保物权,而是具体、相对的所有权,是仅用于担保目的的所有权。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之“善意第三人”,可参照动产抵押登记公示规则予以确定,非以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动产为交易标的物之普通债权人,不属于“第三人”范围。

2019年修订《证券法》增加了对信息型操纵的规制,但仍存在一定不足,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信息型操纵市场的认定不完善。分析操纵市场这一行为类型的发展以及信息型操纵市场的机制原理和产生原因可知,信息型操纵市场是以信息运用为基础的操纵市场行为。为进一步探索信息型操纵市场的认定要件,以17个典型案例为样本,分析得出信息型操纵市场行为的认定标准为“一释放、二信息、四模式”。结合全国首例信息型操纵市场民事赔偿案展开论证,根据相关民事法律理论,认为信息型操纵市场的司法认定要件包括:行为人实施了相关操纵行为,投资者遭受损失,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在司法中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应当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然而,目前我国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存在缺少明确法律规定、缺少非法电子证据认定及排除标准、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效果欠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完善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以立法形式将电子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设置不同的排除标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引导刑事司法实践。

在当前网络经济背景下,网络直播行业发展迅速,网络主播应运而生。然而,我国在网络主播与直播平台间劳动关系上存在立法局限,以致实践中对其认定出现司法分歧,学界对此也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争议焦点在于网络主播与直播平台劳动关系如何认定。事实上,网络主播与直播平台间能够析出从属性特征,但从属性较弱。研究结论:应当重新界定适合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在平衡网络主播与直播平台双方利益的基础上,降低传统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实行分层保护;拓展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中部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适应实际需要。

现行立法将农地租赁表述为“土地经营权出租”。在规范意义上,应辨析该租赁关系的客体是农地还是权利。“土地经营权出租”形成权利租赁外观的学理原因是租赁被解释为处分行为,政策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禁止土地租赁的旧规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路径依赖。目前,“土地经营权出租”规范处在法政策向法规范转化尚不充分的阶段。依据民法学原理,土地经营权出租应解释为农地租赁,其制度意义在于使土地经营权出租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体物租赁相衔接,规避土地经营权频繁流转的投机风险,促进土地使用权租赁规则的统一。立法在吸收土地经营权政策内涵的同时,应按照有体物租赁的思路完善土地经营权出租规则。

价格公告作为一种特殊的价格协同构成方式,具有难以查证的隐蔽性。价格公告行为不仅关系着对竞争者商业言论自由的保护,还可作为达成、维持价格协同的工具。认定价格公告行为的违法性困难重重,厘清价格法与其他法律的适用关系,是规范价格公告行为的首要任务。以信息交换理论透视价格公告行为,辨析纯粹价格公告和附属性价格公告,建立价格公告违法认定标准,辅以市场环境、公告信息、主观状态等因素,将价格公告行为纳入协同行为规制的框架下。

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正中新增加第76条,建立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其核心是将药品行政上市许可与药品专利相链接,目的是保护药品专利权人合法权益,鼓励新药研究和促进高水平仿制药发展。我国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的特色,是创新性地给予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就“上市申请的仿制药是否在原研药专利权利要求范围之内”提起确认之诉的权利,或者请求行政裁决的权利,从而将药品上市审批程序与药品专利进行衔接,有效实现仿制药上市前解决药品专利纠纷,起到与美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规定“拟制侵权”相似的功能。结合2021年7月出台的《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从4个方面预测分析我国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中有待完善的内容。

自《民法典》施行以来,各地法院在处理体育活动参与者致人损害案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甘风险制度适用问题。从文义上分析,其构成要件包括文体活动、风险、参与人自愿、行为人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由于该制度法条简洁,不同学者对其构成要件理解不一,法官在实务操作中缺少判断标准、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导致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频频出现。针对其构成要件“自愿参加存在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进行研究,认定该要件应当以参与人“应知”固有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兼顾自甘风险人的个体差异,结合参与人的认知能力、职业化程度以及体育活动对抗性强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虽然绝对免责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励社会公众见义勇为,但是也存在种种弊端,须详加反思。从立法上看,我国绝对免责的规范设计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司法实践中,法官为应对错综复杂的案件事实,也很难一概予以免责。若诉诸学说,紧急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尚应负责,遑论还存在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的矫正机制。故而,见义勇为免责的范围应受到限制。具体路径应有两条:一是严格限定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如自愿、紧急等,降低法院适用第184条的频率,以实质限缩绝对免责的范围;二是在案件事实亦符合侵权行为或不适法无因管理时,以比例原则为标尺,追究行为人的赔偿责任。总之,相对免责平衡了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的利益,符合社会公众朴素的法情感,调和了个体正义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是可行的解释选择。

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诉讼程序,在追究贪污腐败犯罪大环境下得以确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从应然意义上既包括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也包括公诉人缺席审判程序,现有立法对前者作出了规定。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涉及案件关系、被告人辩护权行使、救济程序设置等问题。现有立法在形式上看似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不利影响,带来了诉讼风险,但深入研究可知缺席审判并未对被告人权利造成影响,具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要明确缺席审判程序,从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执行方式和预防冤假错案等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完善。

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是数字化时代人民法院推进司法公开的关键手段,也是公民知情权得以行使的重要体现。从立法规定和司法运作看,我国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尚存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开对象范围较为狭窄,公开渠道不甚畅通,公开范围与隐私权保护界限不明。究其根源,乃相关立法不够完善、司法实务部门对其功能定位狭窄、专业化配套机制不甚完备所致。为更好地发挥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的作用,应坚持司法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保护衡平原则,完善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有关规定,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诉讼档案系统,规范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流程,加强法院人员信息化技术培训。

当前,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养老福利制度作为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通过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因此,加强对现行养老福利制度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完善养老福利制度也是必然选择。在具体路径上,首先要在观念上重视养老福利制度建设;其次可聚焦“适度普惠型”养老福利制度,从推动“立法统一化”养老福利制度、型构“政策聚合化”养老福利制度、完善“社会协力型”养老福利制度等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一些定点医药机构却一再突破法律红线,通过隐蔽的欺诈骗保行为骗取医保基金。为规范定点医药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保障医保基金安全,我国积极开展立法并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然而,我国医保领域立法尚处初步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定点医药机构的考核制度、健全医保信用体系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创新监管方式、健全监管体制的同时,也需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监管人员业务能力。

从社会连带思想出发,探寻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真正哲理基础,使其犯罪轮廓更加清晰。违反保证人义务是刑法未明文规定之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之该当要素。讨论证立保证人义务来源的两种进路——康德式个人主义进路和社会连带思想,明确保证人义务只能从社会连带思想中寻求哲理依据。通过“复数主体”政治义务理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证立社会连带义务正当性,对作为义务来源之既往方案进行检视,最终采社会连带理论证成保证人地位。认为社会连带理论应为保证人义务之唯一哲理基础,目前几种主流学说或是社会连带理论之变种,或必须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前提,才能实现保证人义务真正实质化。

客户备付金是非银行支付稳定发展的生命线,切实保障客户备付金安全是防范支付领域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一环。虽然部门规章的制定传递出以央行为主导的立法决心,但我国客户备付金在法律层面面临着立法缺位的困境,在理论层面存在法律属性及孳息权属的争议。现有客户备付金法律规制散见于不同部门规章中,无法有效应对所涉诸多法律问题。客户备付金的法律规制必须立足国情,在立法规制、行政监管、内部管控之间协调规制路径。应以问题为导向,从客户备付金立法、基本制度、监管制度、风险追究等方面入手,确立保障客户备付金安全的法律框架。

国际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跨境网络内容治理的挑战。网络空间中有国家主权,跨境网络内容治理需要科学而严密的国内法作指引。虽然我国加强了互联网领域的域外效力条款立法,并通过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进行跨境网络内容治理,但仍存在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提高跨境网络内容治理水平,需要政府、行业自律组织、网络平台等多主体协同参与,并通过提高相关中国法域外适用效果、加强境内网络平台涉外内容治理、建立具体事务领域常态化国际合作机制、提高网络平台企业业务合规水平等举措共同推进。

在法律监督视野下,厘清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的边界、功能与目标,对弥补该制度不足及完善其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应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需要为边界,以纠正违法行为、化解法律争议为目标,具有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功能。在该权力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调查重于核实”“聚焦公益损失”“强调保障胜诉”等问题,超越法律监督边界,弱化法律监督功能,偏离法律监督目标。该权力在制度规范方面存在权力性质模糊、运行规范欠缺、运行目标偏移的不足。建议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以明确权力性质;明确调查核实内容,规范调查核实手段;确定调查核实阶段,修正权力运行目标。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制度秉承物种“重点保护”原则,在生态伦理观指引下,因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理念,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制度创新。野生动物生存发展现状、环境法对环境内涵的立法界定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论,为该制度的生成与完善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但当前该制度也存在修订标准与程序缺失、管理层面不够完善及适用层面司法保障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其在新时代野生动物保护中制度功能实现受阻。为此,应从设立法定列入标准与程序、优化名录管理机制、强化名录制度司法保障等角度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制度的法律改革,推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证人发问规则的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制度层面上,我国证人发问规则存在配套制度缺位、逻辑不自洽问题;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庭审证言的地位及处理庭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仍未形成统一认识。建议在比较英美法系交叉询问制度与大陆法系发问规则的基础上,对我国交叉询问规则进行本土化调整,提升庭审发问规则逻辑自洽性,增加控辩证人区分,允许有条件的诱导式发问;在发问规则配套制度上,厘清证言笔录与当庭证言的关系,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分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