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服务贸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不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合作,日本是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基于此,有必要判断中日数字服务贸易的潜力并找出其影响因素,从而为中日数字服务贸易合作的推进提供对策建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2013—2022年为考察期,以中日两国17个共同的主要数字服务贸易伙伴国为参照系,从进出口与出口双视角测度中日数字服务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发现,中日两国在数字服务贸易上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中国对日本出口效率的改善空间更大。可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开放水平,寻求数字贸易共识以及改善政府效能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贸易效率,挖掘、释放中日双方贸易潜力。

构建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是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的关键,也是推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协调有序的动力。对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梳理,并将RCEP、USMCA和DEPA从覆盖范围、承诺水平、规则创新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中国完善数字贸易规则应以构建、推广开放包容的规则并完善、升级国内法规和现有规则为目标,借鉴美式规则和南太平洋规则相关议题,在坚守数据主权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纳入USMCA中数据流动和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来降低中国数字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成本;通过纳入DEPA中中小企业合作、数字包容性等条款推动数字贸易普惠发展,为弱势群体的发展和全球减贫事业作出贡献;通过纳入DEPA中新兴趋势和技术条款引导国内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利用模块化协定和非约束性规则促进全球数字贸易规制融合,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治理框架作出中国贡献。

我国能源消费面临环境约束刚性增强、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居高不下、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等困境。回顾相关研究成果,阐释能源消费安全内涵及特征,认为能源消费安全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在能源消费方面的特定水平,即所产生的正效用达到一定水准,所产生的负效用受到一定约束的状态;其主要特征为能源消费安全功能的底线性、范畴的广域性、保障的约束性和目标的长期性。基于此,尝试从能源供给、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3个维度12个指标构建能源消费安全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对能源消费安全体系进行赋权以及测算综合得分。研究结果表明:2004—2022年我国能源消费安全水平整体呈现缓慢提升趋势,生态保护、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比重为能源消费安全总体水平3个主要影响因素。

为全面响应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号召,深入研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协调关系,加强理解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4—2021年的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探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利用莫兰指数分析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辽宁省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水平较高但不稳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主要处于拮抗、磨合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一定的空间正相关性,而科技创新及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不存在空间集聚关系。

算法价格歧视具有高度隐蔽性和技术性,具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企业技术创新以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三重威胁。对算法价格歧视行为施以反垄断规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但产生于传统商业模式下的反垄断法难以有效应对算法的异化风险,存在认定受限和监管失灵的现实问题。因此,需要转变规制思路,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提出应对之策:立法方面,要拓宽行为主体的外延,改良损害后果的评估方法,明确正当理由的适用标准,从而解决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认定难题;执法方面,可构建反垄断法和算法的二元监管体系,并同步探索消费者数据赋权的私人治理模式,多管齐下规制算法价格歧视,将其引向正确的轨道。

作为关键的生产性服务业,运输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为RCEP区域合作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通过使用GTAP模型模拟运输服务贸易壁垒降低所产生的区域经济效应后发现:行业整体层面,运输服务贸易壁垒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提升以及成员间贸易合作;细分行业层面,壁垒降低有助于提高各国对域内其他成员所提供的运输服务需求,扩大生产附加值,且中日为主要的贸易逆差国,其他成员主要表现为贸易顺差。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运输服务业竞争力相对较弱,且表现出短期以逆差为主,长期有顺差趋势的特征;印度若加入RCEP不仅有利于增进区域经济效应,也会改善其自身经济状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流中国与其他RCEP成员之间的合作,但中印之间的贸易合作规模会明显扩大。据此提出政策启示,旨为提升我国运输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

辽宁是东北亚开放的窗口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加快构建“一体两翼”对外开放新格局是辽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重要举措。从贸易开放、资金开放、技术开放、社会开放四个维度构建“一体两翼”对外开放效果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021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对外开放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辽宁对外开放度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外贸外资因子、教育文化因子和旅游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广东、上海和浙江,是影响辽宁对外开放水平的主要因素。从外资外贸、教育文化、旅游方面的主因子视角和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区域合作开放平台建设,完善国际合作交通网络等政策方面,提出加快构建辽宁“一体两翼”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对策建议。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改善和消除“贸易非效率”现象,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已引起各国重视。基于2012—2019年30个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测评体系,利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探究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额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与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额呈正相关关系,ICT指标是影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的最重要指标,海关环境与金融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但基础设施对跨境电子商务出口的作用十分有限。

选用1994—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10种商品的价格指数、制度环境与进口关税数据进行匹配。基于贸易自由化,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关税削减对消费者福利的提升作用以及制度环境对于关税传导机制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关税削减可以显著提升消费者福利,但是这种不完全传导效应受制度环境影响;制度环境优化对于关税传导机制具有促进作用,且对于一般消费品而言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制度环境对关税传导机制的影响效应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主要体现为制度环境优化对于沿海地区的关税传导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是我国推进外贸市场多元化背景下的重要选择。测度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机电产品出口效率、潜力及影响因素发现,我国对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有较大潜力与提升空间。基于此,应优化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布局,积极拓展新兴国家市场。在促进与这类国家FTA的设立与建设,加强政府间的沟通协调,打造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平台以及加快推进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将软通道建设作为新型手段,重点运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推动贸易模式创新。

农产品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部分,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对农产品跨境电商贸易效率和潜力的研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从网络发展水平、通关效率和物流效率出发,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与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往来密切的33个国家的跨境电商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并将其作为核心变量,引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国跨境电商发展极不平衡;贸易双方的人均GDP、进口国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等对农产品跨境电商出口额有促进作用,国家间的距离对其有阻碍作用。中国对中东、非洲、欧洲国家进行农产品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效率较低,潜力值较大;对日本和美国进行农产品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效率较高。最后,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推进自贸区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贸易正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从全球数字贸易的现状出发,分析我国数字贸易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促进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实际数据分析全球数字贸易的现状,通过对比分析着重探讨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特点,指出现阶段我国数字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成因进行相应剖析,最后结合国内外数字贸易发展的情况,给出适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策略。

针对消费者风险规避行为,构建跨境电商B2C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通过变分不等式表达供应链网络的均衡条件,分析不同决策层级的最优行为,从而使整个产品供应链网络达到均衡,并给出更加高效的运行机制。同时,利用数值算例分析不同消费者风险规避程度下对整个供应链网络均衡时流量和交易价格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

RCEP经过近八年谈判于2020年正式签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必将对区域内资本流动产生重大影响。采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构建包含三经济体的贸易与资本收益模型,通过分析RCEP达成后各国企业资本收益变化,得到造成人力资本差异原因之一的劳动力成本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结论指出:RCEP达成后,对于市场竞争激烈、工资水平较低的行业,资本会减少向东盟和中国的流动,可能会增加向日韩澳新等发达国家的流入;对于技术门槛高、员工工资较高的行业,资本流向市场规模较大且工资水平较低国家的强度会略有减弱,流向市场规模小且工资水平高国家的强度会有所增加。据此对我国如何更好地应对RCEP达成带来的FDI流动变化、优化投资结构提出政策建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六国地理相邻、资源互补,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通过多个经济一体化组织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但是目前GMS各国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如何改善并提高经济一体化效应为GMS各国寻求经济增长的共同出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分析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六国参与GMS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协调推进的GMS经济一体化显著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GMS六国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第三年,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开始显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GMS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然而,由于相关社会问题的不确定性,GMS内电力生产、国家医疗卫生投资甚至可能偶发性地带来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据此,从调整优先合作领域安排、加强外部联系与沟通、预防意大利面碗效应三方面来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与发展提供建议。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日两国数字服务贸易进行测度分析,可以规避传统贸易重复统计导致的误差,更能真实反映两国在数字服务贸易这一新兴贸易方式上的贸易规模与竞争力水平。选取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16版(WIOD 2016)数据,运用最新增加值分解方法及增加值相关测度指标对中日两国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增速、规模以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高于日本,但日本全球价值链地位高于中国的结论。据此提出完善制度与监管、构建国际统计核算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日两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贸易往来密切。为判断中日两国与俄远东地区的贸易关系,从而为深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依据,以2010—2019年为考察期,运用贸易测算指数对其贸易关系进行分析。分析发现,两国在俄远东地区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彼此的竞争性逐渐增大,其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贸易关系主要建立在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基础上,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应积极推动中日在俄远东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合作重点应为其与俄远东地区互补性强而彼此间存在竞争关系的领域,如制造业、能源产业、农业等;中日俄应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建设。

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新兴工业经济体、东盟重要成员国和RCEP贸易协定重要签署国之一。在不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全面综合地研究并描述中新贸易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构建宏观指标多维度分析中新贸易关系,并引入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别从宏观角度与分行业角度进行实证分析与解读。研究发现,双边进出口贸易均未识别出显著的敏感性行业,部分行业存在相互进口依赖性或单边依赖性;中国经济产出规模对双边贸易影响深刻,中新贸易互补性结构存在不平衡问题。据此提出中国应加强与新加坡政治经济协商,促进贸易结构合理化,紧抓RCEP机遇促进双边贸易需求,以更好地推动中新深化双边贸易合作。

中欧班列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中欧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我国依托海运和空运的贸易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中欧班列运输相关贸易(以下简称“中欧班列贸易”)却凭借其高效的运输效率和较低的成本优势实现逆势增长,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中欧贸易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交流。通过对中欧班列贸易相关数据的分析,对中欧班列贸易问题及其成因进行深入研究,为更好地利用中欧班列运输促进中欧贸易提出建议,推动中欧贸易再上新台阶。

运用倍差法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利润总额、现金流的增加和固定资产折旧的加速会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新产品研发能力以及出口企业盈利能力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融资约束并不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渠道。

为了研究中国出口东盟贸易,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HS六位编码数据,根据HK分解法计算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并运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确保结果稳健性,使用PPML进行检验。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出口东盟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扩展边际对制造业出口贡献更大。中国经济规模、中新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对二元边际起促进作用,但是东盟经济规模和贸易自由度会阻碍二元边际的增长。

以1975—2018年Web of Science SSCI子数据库收录的关于社区政策研究的文献为分析样本,利用可视化数据挖掘软件CiteSpaceV,采用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现国外学者在社区政策研究领域的全景面貌,主要包括关键词共现分析、国家合作共现分析、科研机构合作共现分析、科学领域共现分析。研究发现:国外社区政策研究领域包括社区卫生政策研究、社区照顾政策研究、社区教育政策研究与社区政策评估研究四个方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是社区政策研究领域集中地;科研机构合作网络以高校为绝对主体且尚未形成成熟的合作体系,中心性科研机构尚未出现;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特别是涉及社区政策评估的研究;公共管理、政府与法律、健康护理科学、生态环境科学、政治学等是社区政策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

根据2008—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及区域状况,探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选取105个样本国家,提出基本假设并构建模型,采用合适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东道国市场规模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关系。分析实证结果与假设相悖的三方面原因,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我国建设的优先领域。以2007—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GMM方法分析绿色物流与环境、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化石燃料是物流运作活动的核心,而使用越多的化石燃料,越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物流与化石燃料能耗、人均碳排放量呈负相关。同时,绿色物流也可以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出口机会,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发展绿色物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研究1997—2017年中国对越南机电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运用CMS模型分四个阶段对我国对越南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应对我国对越南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大,2009年以来越南对机电产品需求的增加成为促进出口的最主要因素;竞争力效应和交叉效应对我国对越南机电产品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小,且呈持续下降趋势,在后期制约了我国对越南机电产品的出口;越南对我国需求增长较快的几类机电产品竞争力提升较缓慢。

在验证R指数与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的相对有效性基础上,使用R指数测算2008—2016年中国整体、六大区域和31个省市节能环保产业集聚水平,并结合各地区节能环保产业集聚水平提出结构优化建议。结果表明,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分布较为接近,且集聚水平逐年提高;华东地区集聚现象明显,集聚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且持续提高;中南地区集聚现象较为明显,但其集聚水平逐年降低;华北地区分布较为接近,集聚水平增速低于全国水平;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处于分散状态,集聚水平较低且出现小幅度的下降;各省市之间节能环保产业集聚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分为领先区、中上区、中等区和落后区四类。

基于2003—2017年中俄双边投资与贸易额,借助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等方法,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相互投资分别对母国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中国对俄罗斯投资与双边贸易呈互补效应,而俄罗斯对中国投资却与双边贸易呈现替代效应;短期来看,中俄相互投资对双边贸易均不具有动态关系。中国对俄罗斯低科技含量制成品、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出口及初级制成品、资源性制成品和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口均与其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俄罗斯对中国初级制成品的出口、低科技含量制成品和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出口以及资源性制成品和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口与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分行业2003—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且对结果进行分析。同时对加工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模型,并借助Stata软件对我国加工贸易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指出我国的加工贸易可以显著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工贸易促进制造业TFP提升的关键是加工贸易的进口对制造业的规模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加工贸易从业人数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促进效果比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爱尔兰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在短短半个世纪时间里就完成了由“欧洲农村”到“凯尔特虎”的进化,却又在金融海啸中沦落为“欧猪”国家。全面剖析爱尔兰在成为“凯尔特虎”过程中之得失,探讨其发展过程中埋下的房地产泡沫、银行信贷政策过松、过度依赖国际金融市场等风险隐患,并提出政策建议,旨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以2007—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不同期限国债数据为样本,运用Nelson-Siegel模型(NS模型)进行静态利率期限结构实证分析,并以美国国债为例分析我国外汇储备投资期限结构的优化策略。研究表明:2007年,我国应增加短期美国国债持有比例;2008年,应继续增加短期并降低长期美国国债的持有比例;2010年起,应减持短期、增持长期美国国债;2013—2015年,应增持短期美国国债和通货膨胀保护国债(TIPS)、抛售存续期较长的美国国债,并加大对不动产、股票、企业债券的投资力度,以降低美国国债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