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大部署,营商环境成为在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中学界和业界高度关注的课题,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有益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成为亟须研究的热点问题。鉴于营商环境是一种复杂生态,基于复杂系统观,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组态视角分析我国营商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并不是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但是优化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发挥着普适的促进作用;三类营商环境可以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包括政府主导下依托人力资源的金融与创新驱动型、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依托金融与创新驱动型、市场与创新驱动型,呈现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多元路径。从制度组态理论的视角,深入剖析营商环境中多元要素的耦合关系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旨在揭示培育高区域创新能力的营商环境构建路径,在理论上丰富营商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的认知框架,同时在实践层面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广受关注,尤其是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总结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实际状况,梳理我国促进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加强国产替代的对策。“十四五”期间,我国医疗装备产业整机和关键零部件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多领域的整机市场占有率超过一半,大量关键零部件已能国产,但仍有部分关键零部件或零部件的子部件,尤其是稳定可靠高端零部件还依赖国外供应商,影响整个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就是要不断加强创新,实现国产替代。当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从制度、资金、产业基础等方面对医疗装备产业链进行支持,提升了产业链的发展力、抵抗力、恢复力、控制力和创新力。预计在创新氛围和政策支持下,未来我国医疗装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将继续提升。建议政府将掌握的产业链下游作为政策工具对中上游进行整合调控,构建适度竞争的产业结构,并为医疗大数据进行超前试点,制定统一标准和产权制度,积极推进医疗装备智能化。

辽宁省作为我国传统重工业基地,在传统材料和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具有产业基础优势,但也面临着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挑战。基于产业链协同视角,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为理论框架,系统探讨我国新材料产业现状、辽宁省新材料产业优势与不足以及新材料产业升级的驱动机制与实施路径。研究发现,辽宁省新材料产业在先进基础材料制造与装备制造应用场景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但存在产业链断层、区域发展失衡、绿色转型滞后等结构性矛盾。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能够重构产业链价值逻辑: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通过数据驱动研发、柔性制造与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生产效率与响应能力;产业链协同网络通过纵向整合与横向联动,增强产业韧性;绿色化转型以低碳工艺革新、循环经济体系构建及绿色标准引领,推动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辽宁省应当发挥制度性优势,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与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发挥大型国有企业资金、技术优势,以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为依托带动链上中小民营企业协同创新;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构建新材料创新实验平台,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优化区域要素配置,促进人才流动;政府应统筹规划产业链分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新材料中试平台建设,健全绿色金融与保险补偿机制。

随着数字技术与产品深度融合趋势的显著发展,企业面临多元化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者对个性化服务体验的高要求等问题。许多企业更加注重产品与服务的紧密结合,期望通过提升智能产品服务系统水平来满足消费群体多元化需求,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当前关于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评估研究相对匮乏,企业难以准确认识自身解决方案的优势与不足,从而限制其优化与发展。基于现有文献和理论明确了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核心特征,并考虑设计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因素,构建包含用户体验、经济性、环境影响和服务4个方面10个二级指标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粗糙数改进的BWM计算指标权重,准确描述模糊评价信息分布,以确保决策信息质量;同时利用粗糙数改进的TOPSIS法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通过引入欧氏距离,结合粗糙集理论中的距离概念进行计算,体现数据的不确定特征;选取贴合研究场景的特斯拉Model 3、蔚来L7、小鹏P7i和蔚来ET5等4款新能源智能汽车产品作为备选方案进行实例计算,发现蔚来ET5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在本文评估标准下的运行表现较为突出。基于粗糙数改进的BWM和TOPSIS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能够有效规避智能产品服务系统评价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粗糙数客观地整合群体意见,BWM和TOPSIS法相结合有效简化了计算过程,提高了判断的准确性,增加了权重结果的可靠性。选取符合应用场景的新能源汽车作为研究实例,充分证明了所构建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为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与参考,推动了智能产品服务系统评估领域的发展,也为企业实现商业模式革新、提升用户满意度和竞争力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我国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产业结构呈现“两个50%”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0%。与此对照,当今发达国家这两个比重普遍超过70%,即呈现“两个70%”现象。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是趋势性的,如何在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效率不下降、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关键是避免过早去工业化、不削弱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支撑地位,出路是增加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并且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走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之路,协同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和建设服务业强国。利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用完全消耗系数测度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分析融合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各细分产业特征。总体特征上,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趋势明显,但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加深;行业特征上,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存在异质性。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促进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宏观层面应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融合发展环境,中观层面应因行业制宜差异化选取融合发展路径,微观层面应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融合发展新方式,为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并最终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迈向更高水平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剧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存在于整体层面,而且渗透进企业组织内部,对经典组织结构造成颠覆性影响。为了适应这一挑战,服务型制造网络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协作式组织结构,集成了制造和服务功能,构成了复杂的网络组织体系。该结构的本质在于通过存量优化和增量调整实现企业组织的变革,形成基于生产要素关系和空间布局的关联网络。优化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结构被认为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引擎。使用自主式服务型制造网络连接评价方法对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结构进行优化,基于经典自主式综合评价方法给出服务型制造网络连接权重;在服务型制造网络模块度测算中考虑价值系数即被评价对象优先突出自身主体及合作生态网络中高密度连接节点优势;借助模块度概念,应用GN算法求解,以优化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结构;最后,通过算例应用对方法进行说明和讨论,拓展蕴含价值系数的模块度在网络组织优化中的应用。该方法能够有效应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多主体间的协同需求,适用于多主体多重交互的应用场景和基于网络空间的虚拟化集聚生产模式,不仅为服务型制造网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参考。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高端装备制造业必须通过协同创新才能实现提质增效,在协同创新活动中,对各主体合作绩效进行评价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准确评价高端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主体合作绩效,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组合赋权-云模型的绩效评价模型。首先从协同创新投入、协同创新过程、协同创新产出、政府支持、地区(行业)创新水平5个维度,构建高端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主体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G1序关系法计算主观权重,改进熵权法计算客观权重,再将主客观权重通过优化组合得到指标最终权重,最后结合云模型评价方法得出总体评价等级,并通过Matlab软件将结果在云图中清晰形象地表示出来。以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协同创新为例进行研究,得出评价结果的最终等级为良好,并分别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和集对分析法进行对比,所得评价结果一致。组合赋权-云模型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丰富了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理论体系,也为其他评价方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采用组合赋权方法,结合了主客观权重确定的优点,既减少了主观随意性,又兼顾了数据真实性,同时引入了云模型的概念,减少了评价过程中的模糊性和随机性,保证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

二次创业是制造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业界的热点,知识性和商业性资源是制造企业二次创业的关键性资源。基于RBV理论、双元创业理论,对223个有效样本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知识性资源和商业性资源对制造企业二次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知识性资源对探索式创业行为的作用更强,商业性资源对利用式创业行为的作用更强;创业导向正向调节知识性资源与两种创业行为的关系,负向调节商业性资源与探索式创业的关系,对商业性资源与利用式创业行为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为探究回收规模和再制造延保服务对闭环供应链回收渠道决策的影响,以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零售商销售延保服务的模型为基础,在考虑回收规模促进再制造延保服务的情形下,运用Stackelberg博弈方法建立集中决策模型和制造商、零售商分别负责回收工作的两种延保服务销售分散决策模型。结果表明:回收规模对不同回收渠道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集中决策模型具有最高利润,分散决策模型中由零售商负责回收工作时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最高。同时,分析回收规模对不同模型决策的影响,指出集中决策和零售商负责回收工作时回收规模的扩大会产生积极影响;制造商负责回收工作时回收规模的扩大会产生消极影响。

探讨颠覆性创新反作用于平台生态系统的影响对平台企业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模块化理论研究视角,以短视频巨头抖音平台为研究对象,分析颠覆性创新影响平台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从平台模块交互行为、创新结构及平台治理机制三方面,结合抖音平台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颠覆性创新对于平台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颠覆性创新对平台生态系统的影响表现为:改变模块交互行为,各模块内部自主性提高,加快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创造;简化平台治理机制,提升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效率,有助于平台稳定良性运行;优化平台创新结构,打破平台生态系统创新瓶颈,进一步促进平台快速发展。

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数字化人才则是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主要抓手。然而,当下制造业人才吸引力不足、人才规模与素质存在结构性失衡、院校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已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掣肘。政府、院校、机构各方应当协同合作,构建系统高效的制造业人才协同培育体系,着力推进制造业人才的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并通过推动先进制造业集聚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区位熵对我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度进行测算,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先进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江苏、天津、山东、广东等沿海地区集聚度较高,云南、贵州、青海等西部地区集聚度较低;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先进制造业集聚水平东部最高,但对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更能推动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发挥先进制造业示范区引领作用、完善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等建议,旨为我国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制造业供应链各节点企业陆续构建起自身专属的信息化系统,但由于开发标准不统一,各节点企业大多仍是一个个信息孤岛。因而,提高节点企业间数据互操作水平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制造业供应链转型升级的关键,而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和竞争并存的特点,使得供应链背景下的数据互操作更为复杂。鉴于此,构建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旨在研究数据互操作对制造业供应链绩效的影响机理,明确在数据互操作的调节作用下关系质量和供应链协同影响供应链绩效的具体路径。利用395个有效样本的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关系质量的信任和承诺维度均对供应链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供应链协同在信任与供应链绩效之间、承诺与供应链绩效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数据互操作在信任和承诺影响供应链协同过程中均发挥调节作用;数据互操作对信任与供应链绩效之间、承诺与供应链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均以供应链协同为部分中介。

高端化转型作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现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对其转型过程机理分析和主要因素的识别,是我国装备制造业调控发展的关键。基于协同演进视角,通过多序参量识别模型,在既有装备制造业高端化转型进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梳理我国内地31个省份装备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并识别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化进程中的5个关键因素。根据识别出的调控序参量和主序参量给出各省份装备制造业高端化转型的控制策略,旨为丰富装备制造业高端化转型过程机理,为装备制造业高端化转型提供发展思路。

为了更好地响应国家关于双创工作的号召、提高辽宁省的经济效益,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当务之急。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是辽宁省工业升级转型的必由之路,研究高端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辽宁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协同创新发展为主题,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特征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辽宁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存在缺乏关键核心技术、数字化智能化不足、产业链不够完善等问题,并建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与政府、高校、学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等主体的协同创新模型,以期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新一轮东北振兴政策的施行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与东北全面振兴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基于产业振兴的视角,分析数字技术遏制单位衰减趋势的学理机制,并根据美国从“锈带”到“智带”转型的经验教训,探讨工业互联网与东北制造业转型需求的内在契合性。指出数字技术能极大程度激活单位体制要素,形成继发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锈带”的振兴实践中国道路,进而为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工业振兴提供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

政府研发补贴是激励创新的重要手段,与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相辅相成。通过制造业政府研发补贴、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中介效用、调节效用分析,以及分行业面板回归,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产生了正向效用;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对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用;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自主投入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应充分结合企业实际发展需要,激活企业自身发展动力。

“波特假说”指出，环境规制会通过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来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波特假说”在中国能否成立，尚有待检验。基于国内外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以我国27个制造业行业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将绿色技术创新分成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规制为解释变量，将创新人力资源投入、行业利润总额作为控制变量，构建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面板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制造业27个行业来说，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产品创新及绿色工艺创新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分别从产业角度和时间角度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并通过聚类分析和逐步回归分别进行差异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产业角度来看,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从时间角度来看,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指数越来越趋于同一水平,体现出创新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市场结构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最显著的。据此提出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建议。

颠覆式创新的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人工智能作为其中一项重要技术在国内同样引起高度重视。辽宁省作为国内人工智能发展关键地区,其产业发展水平对未来区域内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界定颠覆式创新与人工智能核心概念及特点、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与总结基础之上,联系辽宁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基于颠覆式创新的视角找寻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提炼出影响辽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各项要素,最后提出辽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对策,为辽宁省向人工智能发展强省迈进提供参考与借鉴。

基于产权理论、分权控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以2016—2018年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特征在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股权制衡不利于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股权制衡度越高,企业绩效越差;高管团队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和学历异质性在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任期异质性中介效应不显著。旨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有针对性的改革依据和管理思路。

根据我国2014—2018年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股权集中度、经营性负债占比和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经营性负债占比与第一代理成本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成本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经营性负债占比越大代理成本越高,提高股权集中度可以有效抑制代理成本升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引入负债无法发挥外部监督作用时,可以提高股权集中度弥补总体监督力度的不足,从而有效抑制经理人对股东的代理成本升高。

在城市快速物流配送需求不断增加以及用户要求更加个性化的背景下,城市快速物流配送存在配送不及时、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为了提高城市快速物流的配送效率,将前置仓作为城市快速物流配送网络的末端节点,直接将仓库下沉至最终用户,缩短末端配送距离。在考虑前置仓配送服务范围的前提下,运用引入了道路非直线系数的K-means聚类方法对前置仓的选址构建聚类模型,并利用IBM SPSS Statistics20软件对某市区范围内的前置仓选址进行实例分析与计算。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而智能制造是制造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对智能制造产业政策的研究具有现实价值。以2015—2019年辽宁省颁布的13项典型智能制造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产业创新链二维分析框架,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不平衡,分布结构不合理,创新链各阶段的政策工具供给结构有待改善等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在信息化经济的今天,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产业的运营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基于“互联网+”对产业升级高度化和效率化指标进行测算,探讨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互联网+”驱动辽宁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旨在为企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可行性理论指导。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为分析辽宁省人口老龄化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从劳动力禀赋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消费需求效应五个方面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辽宁省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城镇化水平和研发强度对辽宁省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入手,进一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随着客户对产品需求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产品订单数量的不断变化,装备制造企业如何进行订单合并排产变得尤为重要。针对产品组件的加工过程以及客户对产品品种、数量、质量、交货期等不确定性分别进行产品组件相似性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并根据多重不确定性需求以及产品组件相似性进行聚类分析,以便装备制造企业对企业订单进行分类组合生产。最后,通过算例模拟运算表明该模型能够解决企业产品组件的相似性分类问题,帮助企业进行订单分组以及排产等操作,具有实用性和有效性。

为助力沈阳市主导产业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和新旧动能有效转换,基于产学研一体化融合发展形势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解析产学研一体化的理论发展轨迹、主导产业特征及其选择基准,并以沈阳市为例分析主导产业产学研一体化融合的主要问题,指出沈阳市产学研一体化融合主要存在认知因素不够、资源因素落后、体制机制因素不健全和环境因素不健全的问题。提出发挥政府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中的引导作用、强化以沈阳市优势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提升沈阳市创新供给侧的科技创新和管理能力、扎实稳妥推进科技及金融的有效融合和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模式及层次进阶的建议。

在中国制造2025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背景下,通过对东北三省投入产出表的测算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发展现状与嵌入关系。研究表明,东北三省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产业结构一致,制造业为支柱性产业,增值能力最强但内置化问题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增值能力相对较弱,但发展空间大,具备“高附加值”特征;东北三省均处于制造业驱动阶段,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同时,东北三省在产业发展及嵌入融合程度上存在差异: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平稳,嵌入关系相对较强且较为稳定,制造业有初步受生产性服务业推动趋势;吉林省制造业发展较迅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下降趋势,两产业间互动发展较为迅速;黑龙江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相比于吉林省、辽宁省实力较差,其产业间关联最弱并略有减弱的趋势。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以分权控制理论为基础,构建国有股东、民营股东和监督机构三方的利益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侵占民营股东的概率受监督机构监督成本和国有股东被监督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监督机构选择自主监督国有股东的概率受国有股东侵占行为惩罚力度系数、国有股东侵占额外收益和民营股东诉讼赔偿等因素影响。要加强对国有股东的惩罚力度,发挥好政府的监督作用,增强中小股东权利保障机制,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