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经济新常态,强调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产业乃至经济发展中对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作用,重点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文化+生产性和生活性制造业(服务业)、文化+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文化+城市化(城镇化)、文化+旅游、文化+特色农业、文化+体育产业、文化+金融、文化+中医药八种“文化+”产业方向。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的反映、规律的把握、实践的引领,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有“母体效应”。致力于对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宏观战略和政策进行梳理和传播,在拔尖人才、顶层设计、科技创新、投融资四个要素的支撑下,必将更好地释放相关政策的红利,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
座落于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代居民的村落遗址,被尊称为“中华第一村”。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它的发现对于追溯人类的文明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从“查海遗址”文化保护现状来看,这一文化品牌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打造“查海遗址”文化品牌迫在眉睫。聚集与提升“查海遗址”文化品牌,对于延伸中华民族文明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电影植入式广告有着超过百年的历史,特别是在电影商业化程度最高并进行全球化营销的好莱坞,植入式广告已经成为其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品牌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越来越多地被植入好莱坞电影之中,成为中国广告业发展过程中的亮点之一,而这一现象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引起了学界、业界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采用文献研究法,并佐以案例分析法,从电影植入式广告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品牌近年来植入好莱坞电影的情况入手,结合中国品牌的自身特点,提出中国品牌植入好莱坞电影的运营策略,包括增强品牌内功、运用植入技巧、提高品牌文化影响力等。
当前,“互联网+”思维方式已经影响到了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文化产业处在一个全新的转型期,利用“互联网+”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是未来文化产业研究的方向和发展趋势。从传播和经济的视角分析了“互联网+”时代下的社会结构变革,探讨“互联网+文化产业”的新业态特征:融合、连接、众筹。并在“互联网+”背景下探讨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当前,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和倡导生态环境建设的背景下,辽宁的环境设计要保持同传统文化同荣共生的生态属性,就要关注辽宁地域特有的文化属性和生态属性,协调好局部环境与整体环境的发展关系。这样,辽宁的环境设计才能凸显地域特征与特色,走出千景一面、文化趋同的设计怪圈,在立足辽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生态环境设计为关注点,对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设计的关联性进行梳理,对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设计的价值意义作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解读。
运用2001—2014年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使用DEA模型中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综合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更多依靠规模和数量取胜,而非产业发展质量; 近几年来辽宁省的要素使用效率有一定的提升,对劳动投入的利用水平低于资金投入;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技术效率的变动起的作用相对较小,但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则主要是由技术效率变动的下降引起的,而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引起的。
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互联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融合,其本质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破与立,使公共服务由单一的、非智能的传统供给转向多元化、网络化、智能化供给。结合我国互联网发展对公共服务产生深远影响的背景,在分析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需问题,借助“互联网+”对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进行智慧化创新,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如今网络环境信任缺失已成为困扰电子商务卖家重要问题之一,卖家也逐步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优质卖方信任的问题。将卖方可直接控制的影响因素引入卖方信任影响因素中,探究卖方可直接控制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利用结构方程进行路径分析,发现卖方可以直接控制的影响卖方信任建立的因素中,卖方声誉、卖方品牌形象、网站感知安全性等显著影响着卖方信任。指出网站信任与卖方信誉之间具有协同作用,两者共同作用对卖方信任建立的影响效果显著。研究结论深化了对卖方信任与其隐形因素结构关系的认识,对指导企业建立网络卖方信任具有理论意义。
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出发,以中国沪深两市2003年1月至2014年12月所有上市A股数据为样本,并将形成期与持有期分别设定为3个月、6个月、12个月、36个月、60个月,共构成25种投资方案,在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内,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反向投资策略和动量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是否适用。结果表明,在中国股市中存在明显的反转和动量现象,且赢家组合主要表现为显著的长期动量现象,而输家组合表现为显著的反转现象。指出中国证券市场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在中国证券市场中采用反向及动量投资策略是可以盈利的。
2012年《民事诉讼法》将公益诉讼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公益诉讼除体现出诉讼制度的共同原理和规律的共有原则外,还具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特有原则。通过价值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公益诉讼的社会本位原则、有限处分原则、有限调解原则等特有原则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进行探讨,以期为公益诉讼的深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近年来,微信的出现逐渐改变了传统的社交模式,成为人们日常沟通的主流平台。与此同时,借助微信朋友圈庞大的受众群,微商的迅猛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微商缺乏统一的监管,导致市场混乱,消费者维权困难。这一市场充斥的劣质商品不仅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求偿权,一些不法商家为扩大产品宣传盗取买卖个人信息的行为,也对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构成严重威胁。由于立法难度大、程序复杂,目前尚没有专门规制微商等网络购物平台的法律。完善对微商等网络购物平台的监督机制,督促其改进技术和管理,并促进行业自律协会形成,是目前规制微商侵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
村委会、居委会选举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内容,而投票行为则是选举中最易测量的重要环节。选取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筛选出的10 904个样本进行分析,探讨不同个人背景变量的样本在基层选举中的投票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期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提供决策依据。结论认为:不同宗教信仰被试者投票行为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异; 有党性身份被试者投票行为得分相对较高,如工会会员、中共党员等; 年龄与投票行为得分呈正相关,健康状况和学历与投票行为得分呈负相关。
哲学党性概念最早由列宁提出,其内涵被概括为哲学党派间的斗争性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艾思奇哲学党性思想既吸收、继承了列宁哲学党性思想的精华,即哲学上是有党派的,且党派间是有斗争的,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且创造性地将哲学党性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阐述哲学党性与阶级性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革命性地提出哲学中一定派别倾向的贯彻是它所属的那个阶级政策的哲学表现等重要新观点。这对深入把握和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助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有着一定的历史和革命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如何界定爱国主义这一定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实施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不再运用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而用了一个新的定义。科学地理解爱国主义不仅是爱国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理性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从“非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祖国”与“国家”的关系、爱国主义“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三个角度进行探讨,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倡导理性爱国主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重大历史命题,使协商民主由民主形式上升到民主制度层面。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决心和使命。
死亡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丧葬是对一个生命结束的最后处置仪式和对生命体死亡超越的一种寄托。中西方传统丧葬在举办主体及程序、墓地选址及建设、丧葬基调、丧葬用具等习俗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外文化的不同。受中国城市化建设以及西方文化在华传播的影响,中国现代丧葬仪式开始呈现出程序化、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摒弃封建迷信的同时,中国应该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出文化最强音。
时间取向是非语言交际的要素之一。中西方在时间取向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极易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和冲突。以Edward Twitchell Hall的单维度时间和多维度时间理论以及Kluckhohn和Strodtbeck的时间取向理论为基础,分析比较中西方时间取向的差异,以避免交际中的误解和失败,进而成功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